魯迅《范愛農》原文
在東京的客店里，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Shiki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煥發(fā)地互相告語，并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后，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凈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xiāng)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后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fā)電，一派不要發(fā)。我是主張發(fā)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后，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fā)什么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fā)，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fā)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么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于是便堅執(zhí)地主張要發(fā)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fā)電的居多數(shù)，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fā)電的人羅······。”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并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于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發(fā)。
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后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xiāng)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發(fā)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后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xiāng)之后，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xiàn)在是躲在鄉(xiāng)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乘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xiàn)在愛喝酒，于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后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fā)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xiāng)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么？”
“怎么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么？”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xiāng)。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仔細地看。我很不滿，心里想，這些鳥男人，怎么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里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卻直到這一天才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里，還有后來在安徽戰(zhàn)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里，到革命后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并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么？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據(jù)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xiāng)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么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fā)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后，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里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并不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