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錦熙先生提倡國語的誦讀教學，魏建功先生也提倡國語的誦讀教學。魏先生是臺灣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他為“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的事寫信給我，說“臺省國語事業與國文教學不能分離，而于誦讀問題尤甚關切”。黎先生也曾說“訓練白話文等于訓練國語”，因而強調誦讀教學。黎先生的話和魏先生的話合看，相得益彰。在語言跟國語大不相同的臺灣省，才更見出誦讀教學的重要來。國語對于現在的臺灣同胞差不多是一種新的語言;學習新的語言，得從“說”入手;但是要同時學習“說”和“寫”，就非注重誦讀教學不可。
誦讀教學在一般看來是注重了解和寫作，黎先生的意見，據報上所記，正是如此。魏先生似乎更注重誦讀對于說的效用，就是對于口語的效用。這一層是我們容易忽略的。我們現在學習外國語，一般的倒是從誦讀入手，這是事實。照念的“說”出來，雖然不很流利，卻也可以成話。這可見誦讀可以幫助造成口語。但是我們學習國語，一般的是從“說”入手。這原是更有效的直接辦法。不過在臺灣這種直接法事實上恐怕一時不能普遍推行，所以就是撇開“寫”單就“說”而論，也還得從誦讀入手。我猜想魏先生的意思是如此。
我因此卻想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文學的國語”的問題。胡適之先生當年寫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兩個語。他說“文學的國語”要由“國語的文學”產生。這是不錯的。到現在三十年了，“國語的文學”已經伸展到小公務員和小店員群眾里，區域是很廣大了，讀眾是很不少了，而“文學的國語”雖然也在成長中，卻似乎慢些。就是接觸國語文學最多最久的知識青年這階層，在這三十年里口語上似乎也并沒有變化多少，沒有豐富多少，這比起國語文學的發達，簡直可以說是配合不上。我想這種情形主要的是由于國語的文學有自覺的努力，而文學的國語只在自然的成長。現在是到了我們加以自覺的努力的時候了，這種自覺的努力就是誦讀教學。
現在我們的白話文，就是國語文學用的文字，夾雜著一些文言和更多的歐化語式。文言本可上口，不成大問題;成問題的是歐化語式，一般人總覺得不能上口;加以非難。他們要的是順:看起來順眼，聽起來順耳，讀起來順口。這里是順口第一;順口自然順耳，而到了順耳，自然也就順眼了。所以不斷的有人提出“上口”來做白話文的標準。這自然有它的道理，白話本于口語，自然應該“上口”。但是從語言的成長而論，尤其從我們的“文學的國語”的成長而論，這個“上口”或“順口”的標準卻應該活用;有些新的詞匯新的語式得給予時間讓它們或教它們上口。這些新的詞匯和語式，給予了充足的時間，自然就會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誦讀教學的幫助，需要的時間會少些，也許會少得多。
語言是活的，老是在成長之中，隨時吸收新的詞匯和語式來變化它自己，豐富它自己。但這是自然而然，所以我們雖然常有些新語上口，卻簡直不覺得那些是新語。可是在大量新語同時來到的時候，我們就覺得了。清末的“新名詞”的問題，就是因為“新名詞”一涌而來，消化不了，所以大家才覺得那些是“新名詞”，是不順眼的“新名詞”。但是那些“新名詞”如“手續”“取消”等，以及新語式如“有……必要”等，現在卻早已成了口頭熟語了。新名詞越來越多，見慣不驚，也已經不成問題了。
成問題的是歐化語式。但是反對歐化語式的似乎以老年人和中年人為多;在青年人間，只要歐化得不過分，他們倒愿意接受的。
青年人愿意接受歐化語式，主要的是閱讀以及誦讀的影響。這時代的青年人，大概在小學和初中時期就接觸了白話文，而一般白話文多少都有些歐化。他們誦讀一些，可是閱讀的很多。高中到大學時期他們還是不斷的在閱讀歐化的白話文，并且閱讀的也許更多。這樣自然就愿意接受歐化的語式。只是由于誦讀教學的不得法和無標準，他們接受歐化語式，閱讀的影響實在比誦讀的影響大得多。所以就是他們，也還只能多多接受歐化到筆下，而不能多多接受歐化到口頭。白話文確是至今還不能完全上口。寫好一篇稿子去演講廣播，照著念下去，自己總覺得有許多地方不順口，怕人家聽不明白。于是這里插進一些解釋，那里換掉一些語式，于是白話和白話文還是兩家子。說的語言和寫的語言多少本有些距離，但是演講或廣播的語言應該近于寫的語言，而不應該如我們的相距這么遠。白話文像這樣不能完全上口，我們的“文學的國語”是不能成立的。
現在我們敘述或討論日常事項，因為詞匯的關系，常常不自覺的采用一些歐化語式，但是范圍不大。要配合著這種實際情形，加速“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就得注重誦讀教學，建立誦讀的標準。如果從小學到初高中一直注重誦讀，教師時常范讀，學生時常練習，習慣自然，就會覺得白話文并不難上口。這班青年學生到了那時候就不但會接受新的白話文在筆下，并將接受新的白話到口頭了。他們更將散布影響到一般社會里，這樣會加速國語的成長，也會加速“文學的國語”的造成。誦讀教學并不太難。第一得知道誦讀就是讀，不是吟，也不是唱。這是最簡單的標準。第二得多練習，曲不離口，誦讀也要如此。這是最簡單的辦法。過去的誦讀教學，拿白話文來吟唱，自然不是味兒;因為不是味兒，也就不愿意多練習。現在得對癥下藥才成。
北平《新生報》，194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