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真像是晴空一聲霹靂：馮至先生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
要說我一點都沒有想到，也不是的。他畢竟已是達到了米壽高齡的人了。但是，僅僅在一個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訴我說，他不大喜歡有一些人去拜訪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見于辭色*。可是我還有別的事，下了狠心辭別。我同他約好，待到春暖花開之時，接他到燕園里住上幾天，會一會老朋友，在園子里漫游一番，賞一賞他似曾相識的花草樹木。我哪里會想到，這是我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的最后一次談話。如果我當時意識到的話，就是天大的事，我也會推掉的，陪他談上幾個小時。可是我離開了他。如今一切都成為過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將抱恨終天了！
我認識馮至先生的過程，現在回想起來，仿佛已經成了歷史。他長我六歲，我們不可能是同學，因此在國內沒有見過面。當我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里，因此在國外也沒有能見面。但是，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抒情詩，對那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我無限向往，無比喜愛。魯迅先生贊譽他為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我始終認為這是至理名言。因此，對抒情詩人的馮至先生，我真是心儀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們才見了面。這時，我從德國回來，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馮先生在西語系，兩系的辦公室挨著，見面的機會就多了。
在這期間，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樓，而是中德學會所在地，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這里房屋建筑，古色*古香。雖無曲徑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門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幾許”，把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里靜如古寺，一走進來，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馮至先生同我，還有一些別的人，在這里開過許多次會。我在這里遇到了許多人，比如畢華德、張星烺、袁同禮、向達等等，現在都已作古。但是，對這一段時間的回憶，卻永遠不會消逝。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把北京團團圍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馮先生，在沙灘孑民堂里慶祝校慶，城外炮聲隆隆，大家不無幽默地說，這是助慶的鞭炮。可見大家并沒有身處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校長胡適乘飛機倉皇逃走，只有幾個教授與他同命運，共進退。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進城。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說，對中國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說，解放是一場嚴峻考驗，是大節虧與不虧的考驗。在這一點上說，馮至先生是大節不虧的。但是，我想做一點補充或者修正。由于政治信念不同，當時離開大陸的也不見得都是大節有虧的。在這里，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看他愛不愛國。只要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呆在哪里，都無虧大節。愛國無分先后，革命不計遲早。這是我現在的想法。
總之，在這考驗的關頭，馮至先生留下來了，我也留下來了，許許多多的教授都留下來了。我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
跟著來的是長達四十年的漫長的開會時期。記得五十年代在一次會上，周揚同志笑著對我們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馮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他們二位并沒有什么惡意，但是從他們的苦笑中也可以體會出一點苦味，難道不是這樣嗎？
幸乎？不幸乎？他們兩位的話并沒有錯，在我同馮至先生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中，我對他的回憶，幾乎都同開會聯在一起。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解放這一個時勢，不久就把馮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樣一來，我們倆都成了“社會活動家”，甚至“國際活動家”，都成了奔走于國內外的開會的“英雄”。我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別人打交道。我看，馮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間見伊呂”，他根本不是一個交際家。如果他真正樂此不疲的話，他就不會套用李后主的詞來說“怪話”。這一點是用不著懷疑的。
開會之所以多，就是因為解放后###結社，名目繁多。什么這學會，那協會；這理事會，那委員會；這人民代表大會，那政治協商會議，種種稱號，不一而足。馮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會活動家”，那就必須“活動”。又因為我們兩個的行當有點接近，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又有點相似，因此就經常“活動”到一起來了。我有時候胡思亂想：馮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會活動家”的話，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會減少百分之###十，我們的友誼就會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了。僅僅為了這一點，我也要感謝“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