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魏建功先生舉行了一回“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參加的有三十人左右，座談了三小時，大家發表的意見很多。我因為去診病，到場的時候只聽到一些尾聲。
但是就從這短短的尾聲，也獲得不少的啟示。昨天又在北平《時報》上讀到李長之先生的《致魏建功先生書》，覺得很有興味。自己在接到開會通知的時候也曾寫過一篇短文，說明誦讀教學可以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現在還有些補充的意見，寫在這里。
抗戰以來大家提倡朗誦，特別提倡朗誦詩。這種詩歌朗誦戰前就有人提倡。那時似乎是注重詩歌的音節的試驗;要試驗白話詩是否也有音樂性，是否也可以悅耳，要試驗白話詩用那一種音節更聽得入耳些。這種朗誦運動為的要給白話詩建立起新的格調，證明它的確可以替代舊詩。戰后的詩歌朗誦運動比戰前擴大得多，目的也擴大得多。這時期注重的是詩歌的宣傳作用，教育作用，也許尤其是團結作用，這是帶有政治性的。而這種朗誦，邊誦邊表情，邊動作，又是帶有戲劇性的。這實在是將詩歌戲劇化。戲劇化了的詩歌總增加了些什么，不全是詩歌的本來面目。而許多詩歌不適于戲劇化，也就不適于這種朗誦。所以有人特別寫作朗誦詩。戰前戰后的朗誦運動當然也包括小說散文和戲劇，但是特別注重詩;因為是精煉的語言，彈性大，朗誦也最難。
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成長。但是兩個時期的朗誦運動，都并不以語文教學為目標;語文教學實際上也還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現在魏建功先生，還有黎錦熙先生，都在提倡誦讀教學，提倡向這一方面的自覺的努力，這是很好的。這不但與朗誦運動并行不悖，而且會相得益彰。黎先生提倡的誦讀教學，據報上他的談話，似乎注重白話，魏先生的座談，卻包括文言。這種誦讀教學自然是以文為主，不以詩為主;因為教材是文多，習作也是文多，應用還是文多。這就和朗誦運動的出發點不一樣。
誦讀是一種教學過程，目的在培養學生的了解和寫作的能力。教學的時候先由教師范讀，后由學生跟著讀，再由學生自己練習著讀，有時還得背誦。除背誦外卻都可以看著書。誦讀只是誦讀，看著書自己讀，看著書聽人家讀，只要做過預習的工夫，當場讀得又得法，就可以了解的，用不著再有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這和戰前的朗誦差不多，只是朗誦時聽眾看不到原作;和戰后的朗誦卻就差得多。朗誦是藝術，聽眾在欣賞藝術。誦讀是教學，讀者和聽者在練習技能。這兩件事目的原不一樣。但是朗誦和誦讀都是既非吟，也非唱，都只是說話的調子，這可是一致的。
吟和唱都將文章音樂化，而朗誦和誦讀卻注重意義，音樂化可以將意義埋起來，或使意義滑過去。戰前的朗誦固然可以說是在發現白話詩的音樂性，但是有音樂性不就是音樂化。例如一首律詩，平仄的安排是音樂性，吟起來才是音樂化，讀下去就不是的。現在我們注重意義，所以不要音樂化，不要吟和唱。我在別處說過“讀”該照宣讀文件那樣，但是這句話還未甚顯明。李長之先生說的才最干脆，他說“所謂誦讀一事，也便只有用話的語調(平常說話的語調)去讀的一途了”。宣讀文件其實就用的是說話的語調。
誦讀雖然該用說話的調子，可究竟不是說話。誦讀趕不上說話的流暢，多少要比說話做作一些。誦讀第一要口齒清楚，吐字分明。唱曲子講究咬字，誦讀也得字字清朗;盡管抑揚頓挫，清朗總得清朗的。李長之先生注重詞匯的讀出，也就是這個意思。座談會里潘家洵先生指出私塾兒童讀書固然有兩字一頓的，卻也有一字一頓的;如“孟—子—見—梁—惠—王”之類的讀法，我們是常常可以聽到的。大概兩字一頓是用在整齊的句法上，如讀《千字文》、《百家姓》、《龍文鞭影》、《幼學瓊林》、《千家詩》之類;一字一頓是用在參差的句法上，如讀《四書》等。
前者是音樂化，后者逐字用同樣強度讀出，是讓兒童記清每一個字的形和音，像是強調的說話。這后一種誦讀，機械性卻很大，不像說話那樣可以含胡幾個字甚至吞咽幾個字而反有姿態，有味兒。我們所要的字字清朗的誦讀，性質上就近于這后一種，不過頓的字數不一定，再加上抑揚頓挫，跟說話多相像一些罷了。
用說話的調子誦讀白話文，自然該最像說話，雖然因為言文總有些分別，不能等于說話。但是現在的白話文是歐化了的，誦讀起來也還不能很像說話。相信誦讀教學切實施行若干時后，誦讀可以幫助變化說話的調子;那時白話文的誦讀雖然還是不能等于說話，總該差不離兒了。誦讀白話詩，現在是更不像說話;因為詩是精煉的說話，跟隨心信口的說話本差著些程度，加上歐化，自然要差得更多。用說話的調子讀文言，不論是詩是文，是駢是散，自然還要差得多;但是比吟或唱總近于說話些。從前學習文言乃至欣賞文言，好像非得能吟會唱不可。我想吟唱固然有益，但是誦讀也許幫助更大。大概詩詞曲和駢文，音樂性本來大些，音樂化的去吟唱可以獲得音樂方面的受用，但是在了解和欣賞意義上，吟唱是不如誦讀的。至于所謂古文，本來基于平常說話的調子，雖然因為究竟不是口頭的語言，不妨音樂化的去吟唱，然而受用似乎并不大;倒是誦讀能見出這種古文的本色。所以就是文言，也還該以說話調的誦讀為主。但是誦讀總得多讀熟讀，才有效用;“曲不離口”，誦讀也是一樣道理。
誦讀口語體的白話文(這種也可以稱為白話)，還有誦讀小說里的一些對話和話劇，應該就像說話一樣，雖然也還未必等于說話。說是未必等于說話，因為說話有聲調，又多少總帶著一些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寫出來的說話雖然包含著這些，卻不分明。誦讀這種寫出來的說話，得從意義里去揣摩，得從字里行間去揣摩。而寫的人雖然想著包含那些，卻也未必能包羅一切;揣摩的人也未必真能盡致。這就未必相等了。所以認真的演出話劇，得有戲譜，詳細注明聲調等等。李長之先生提到的趙元任先生的《最后五分鐘》就是這種戲譜。有了這種戲譜，還得再加揣摩。但是舞臺上的臺詞也還是不等于平常的說話。因為臺詞不但是戲中人在對話，并且是給觀眾聽的對話，固然得流暢，同時也得清朗。所以演戲需要專業的訓練，比誦讀難。
寫的白話不等于說話，寫的白話文更不等于說話。寫和說到底是兩回事。文言時代誦讀幫助寫的學習，卻不大能夠幫助說的學習;反過來說話也不大能夠幫助寫的學習。這時候有些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會寫卻說不好，或者會說卻寫不好，原不足怪。可是，現下白話時代，誦讀不但可以幫助寫，還可以幫助說，而說話也可以幫助寫;可是會寫不會說和會說不會寫的人還是有。這就見得寫和說到底是兩回事了。大概學寫主要得靠誦讀，文言白話都是如此;單靠說話學不成文言也學不好白話。現在許多學生很能說話，卻寫不通白話文，就因為他們誦讀太少，不懂得如何將說話時的聲調等等包含在白話文里。他們的作文讓他們自己念給別人聽，滿對，可是讓別人看就看出不通來了。他們會說話到一種程度，能以在誦讀自己作文的時候，加進那些并沒有能夠包含在作文里的成分去，所以自己和別人聽起來都合式;他們自己看的時候，也還能夠如此。等到別人看，別人憑一般誦讀的習慣，只能發揮那些作文里包含得有的，卻不能無中生有，這就漏了。至于學說話，主要的得靠說話;多讀熟白話文，多少有些幫助，多少能夠促進，可是主要的還得靠說話。只注重誦讀和寫作而忽略了說話，自然容易成為會寫而說不好的人。至于李長之先生提到魯迅先生，又當別論。魯迅先生是會說話的，不過不大會說北平話。他寫的是白話文，不是白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