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與圣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教書。到了那邊，他就和我說：“葉圣陶也在這兒。”我們都念過圣陶的小說，所以他這樣告我。我好奇地問道：“怎樣一個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圣陶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年紀并不老，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沉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圣陶不甚符合罷了。
記得見面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圣陶似乎也如此。我們只談了幾句關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見，便告辭了。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圣陶總回甪直去；他很愛他的家。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與他不熟，只獨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國公學忽然起了風潮。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硬的辦法；——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我說只怕葉圣陶未必贊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贊成了！后來細想他許是有意優容我們吧；這真是老大哥的態度呢。我們的辦法天然是失敗了，風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見面；同時又認識了西諦，予同諸兄。這樣經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里聽著。他卻并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聽著。至于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著的《晨報》副張，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從家里捎來給我看；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給散失了。當他和我同時發見這件事時，他只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慚愧著，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閱歷世故，矯揉造作而成。他對于世間妥協的精神是極厭恨的。在這一月中，我看見他發過一次怒；——始終我只看見他發過這一次怒——那便是對于風潮的妥協論者的蔑視。
風潮結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校當局要我約圣陶去。圣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教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離不開家里人。必須離開家里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著；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愿意將那間屋做我們兩人的臥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只喝喝酒。在校時各據一桌，我只預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話。初到時，學校當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
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如《稻草人》中《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經想好了，來的真快呵。”那篇的藝術很巧，誰想他只是片刻的構思呢！他寫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絕少。他的稿子極清楚，每頁至多只有三五個涂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他往往稱述結尾的適宜，他說對于結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說月報》；照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掛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的真不少，教人羨慕不已。《火災》里從《飯》起到《風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
在杭州待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學校當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報副刊》，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念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現在——中間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
他寫信給我，老說這回來要暢談幾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來，路過上海，許多熟朋友和我餞行，圣陶也在。那晚我們痛快地喝酒，發議論；他是照例地默著。酒喝完了，又去亂走，他也跟著。到了一處，朋友們和他開了個小玩笑；他臉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著。圣陶不是個浪漫的人；在一種意義上，他正是延陵所說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所以仍然——也許格外——是可親的。那晚快夜半了，走過愛多亞路，他向我誦周美成的詞，“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沒有說什么；那時的心情，大約也不能說什么的。我們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這一回特別對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覺的人。他家雖住在上海，而起居還依著鄉居的日子；早七點起，晚九點睡。有一回我九點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燈，關好門了。這種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對的。那晚上伯祥說：“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來真是不知要怎樣感謝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沒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卻全是我的懶。我只能從圣陶的小說里看出他心境的遷變；這個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說。圣陶這幾年里似乎到十字街頭走過一趟，但現在怎么樣呢？我卻不甚了然。他從前晚飯時總喝點酒，“以半醺為度”；近來不大能喝酒了，卻學了吹笛——前些日子說已會一出《八陽》，現在該又會了別的了吧。他本來喜歡看看電影，現在又喜歡聽聽昆曲了。但這些都不是“厭世”，如或人所說的；圣陶是不會厭世的，我知道。又，他雖會喝酒，加上吹笛，卻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紙煙”，也不曾住過什么“小小別墅”，如或人所想的，這個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華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