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胡適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但爭議又非常多的人物。過去，在極“左”思想的支配下，我們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說得一文不值，反動透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看問題比較實事求是了。因此對胡適的評價也有了一些改變。但是，最近我在一份報刊上一篇文章中讀到（胡適）“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好像他是一個鐵桿國民黨員、蔣介石的崇拜者。根據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因此禁不住要說幾句話。
胡適不贊成共產主義，這是一個事實，是誰也否認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擁護國民黨和蔣介石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他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并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美國的實驗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著獨立性*。對國民黨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發表的文章：《知難行亦不易》，是針對孫中山先生的著名學說“知難行易”的。我在這里不想討論“知難行易”的哲學奧義，也不想涉及孫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這樣主張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說，胡適敢于對國民黨的“國父”的重要學說提出異議，是需要一點勇氣的。蔣介石從來也沒有聽過“國父”的話，他打出孫中山先生的牌子，其目的只在于欺騙群眾。但是，有誰膽敢碰這塊牌子，那是斷斷不能容許的。于是，文章一出，國民黨蔣介石的御用**一下子炸開了鍋，認為胡適簡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這群走狗一擁而上。但是，胡適卻一笑置之，這一場風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胡適等新月派的人物曾一度宣揚“好人zheng府”，他們大聲疾呼，一時甚囂塵上。這立刻又引起了一場喧鬧。有人說，他們這種主張等于不說，難道還有什么人主張壞人zheng府嗎？但是，我個人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下面提倡好人zheng府，其中隱含著國民黨zheng府不是好人zheng府的意思。國民黨之所以暴跳如雷，其原因就在這里。
這樣的小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是，這兩個也就夠了。它充分說明，胡適有時候會同國民黨鬧一點小別扭的。個別“誅心”的君子義正辭嚴地昭告天下說，胡適這樣做是為了向國民黨討價還價。我沒有研究過“特種”心理學，對此不敢贊一辭，這里且不去說它。至于這種小別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也不在我研究的范圍之內，也不去說它了。我個人覺得，這起碼表明胡適不是國民黨蔣介石的忠順奴才。
但是，解放以后，我們隊伍中的一些人創造了一個新術語，叫做“小罵大幫忙”。胡適同國民黨鬧點小別扭就歸入這個范疇。什么叫“小罵大幫忙”呢？理論家們說，胡適同國民黨蔣介石鬧點小別扭，對他們說點比較難聽的話，這就叫做“小罵”。通過這樣的“小罵”，給自己涂上一層保護色*，這種保護色*是有欺騙性*的，是用來迷惑人民的。到了關鍵時刻，他又出來為國民黨講話。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話，天下翕然從之，國民黨就“萬壽無疆”了。這樣的“理論”未免低估了中國老百姓的覺悟水平。難道我們的老百姓真正這樣糊涂、這樣低能嗎？國民黨反動派最后垮臺的歷史，也從反面證明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把胡適說得似乎比國民黨的中統、軍統以及其他助紂為虐的忠實走狗還要危險，還要可惡，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我最近常常想到，解放以后，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了辯證法，對于這一件事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高的。但是，正如西方一句俗語所說的那樣：一切閃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人把辯證法弄成了詭辯術，老百姓稱之為“變戲法”。辯證法稍一過頭，就成了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教條主義，就成了真正的變戲法。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時代贓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長封建統治的壽命，而贓官則能促其衰亡。周興、來俊臣一變而為座上賓，包拯、海瑞則成了階下囚。當年我自己也曾大聲疾呼宣揚這種荒謬絕倫的謬論，以為這才是真正的辯證法，為了自己這種進步，這種“頓悟”，而心中沾沾自喜。一回想到這一點，我臉上就不禁發燒。我覺得，持“小罵大幫忙”論者的荒謬程度，與此不相上下。
上面講的對胡適的看法，都比較抽象。我現在從回憶中舉兩個具體的例子。我于1946年回國后來北大工作，胡適是校長，我是系主任，在一起開會，見面討論工作的機會是非常多的。我們倆都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什么委員，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更增加了見面的機會。同時，印度尼赫魯zheng府派來了一位訪問教授師覺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學生。胡適很關心這一批印度客人，經常要見見他們，到他們的住處去看望，還請他們吃飯。他把照顧印度朋友的任務交給了我。所有這一切都給了我更多的機會，來觀察、了解胡適這樣一個當時在學術界和政界都紅得發紫的大人物。我寫的一些文章也拿給他看，他總是連夜看完，提出評價。他這個人對任何人都是和藹可親的，沒有一點盛氣凌人的架子。這一點就是拿到今天來也是頗為難能可貴的。今天我們個別領導干部那種目中無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氣勢我們見到的還少嗎？根據我幾年的觀察，胡適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人物。要說他沒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實。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學術研究不放。一談到他有興趣的學術問題，比如說《水經注》、《紅樓夢》、神會和尚等等，他便眉飛色*舞，忘掉了一切，頗有一些書呆子的味道。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適對于這一點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騙局。可胡適似乎并不這樣想。當時他在北平的時候不多，經常乘飛機來往于北平南京之間，仆仆風塵，極為勞累，他卻似乎樂此不疲。我看他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涂人。這就是他留給我的總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