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沒有想到，一轉瞬間，自己竟已到了望九之年。前幾年，初進入耄耋之年時，對光－陰－之荏苒，時序之飄逸，還頗有點“逝者如斯夫”之感。到最近二三年來，對時間的流逝神經似乎已經麻痹了，即使是到了新年或舊年，原來覺得舊年的最后一天和新年的第一天，其間宛若有極深的鴻溝，仿佛天不是一個顏色*，地不是一個狀態，自己憬然醒悟：要從頭開始了，要重新“做人”了；現在則覺得雖然是“一元復始”，但“萬象”并沒有“更新”，今天同昨天完完全全一模一樣，自己除了長了一歲之外，沒有感到有絲毫變化。什么“八十述懷”之類的文字，再也寫不出，因為實在無“懷”可“述”了。
但是，到了今天，時序正由大牛變成老虎，也許是由于老虎給我的印象特深，幾年來對時間淡漠的心情，一變而為對時間的關注，“天增歲月人增壽”，我又增了一年壽。我陡然覺得，這一年實在是非同小可，它告訴我，我明確無誤地是增加了一歲。李白詩：“高堂明鏡悲白發”，我很少照鏡子，頭頂上的白色*是我感覺到的，而不是我親眼看到的，白色*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壓在我的頭上。至于臉上的皺紋，則我連感覺都沒有，我想也不去想它。
不管我的感覺怎樣，反正我已經老了，這是一個絲毫也不容懷疑的事實。我已經老到了超過我的計劃，超過我的期望。我父親和母親都只活了四十多歲，我原來的第一本賬是活到五十歲。據說人的壽限是遺傳的，我決不會活得超過父母太多。然而，五六十年，倏爾而過。六十還甲子，那時剛從牛棚里放出來，無暇考慮年齡。孔子的七十三，孟子的八十四，也如電光石火，一閃即逝。我已經忘記了原來的計劃，只有預算，而沒有決算，這實是與法律手續不合。可是再一轉瞬，我已經變成了今天的我，已經是孑然一翁矣。按照洋辦法，明年應該慶米壽了。
我活過的八十七年是短是長呢？從人的壽命來說，是夠長的了。俗話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已經過了古稀之年十七歲，難道還能不算長嗎？從另一個觀點上來看，它也夠長的。這個想法我從來沒有過，我也從來沒有見任何中外文人學士有過。是我“天才的火花”一閃，閃出來這一個“平凡的真理”。現在，世界文明古國的中國的歷史充其量不過說到了五千年，而我活的時間竟達到了五千年的五十分之一，你能說還不夠長嗎？遙想五千年前，人類可能從樹上下來已經有些時候了，早就發明了火，能夠使用工具，玩出了許多花樣，自稱為“萬物之靈”。可是，從今天看來，花樣畢竟有限，當時所謂“天上宮闕”，可能就是指的月亮，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是今天人類已經登上了月球。原來籠罩在月宮上的一團神秘的迷霧，今天已經大白于天下了。人世滄桑，不可謂不大，而在這漫長的五千年中，我竟占了將近一百年，難道還能說不夠長嗎？
人類的兩只眼睛長在臉上，不長在后腦勺上，只能向前看，想要向后看，必須回頭轉身。但是，在我回憶時，我是能向后看的。我看到的是一條極其漫長的隱在云霧中的道路，起點是山東的一個僻遠的小村莊。從那里出發，我走到了濟南，走到了北京，又走到迢迢萬里的德國和瑞士。這一條路始終跟在我的身后，或者毋寧說被我拖在身后。在國外呆了十年多以后，我又拖著這一條路，或者說這一條路拖著我重又回到了我親愛的祖國。然后，在幾十年之內，我的雙足又踏遍了亞洲的、非洲的以及歐洲的許多國家，我行動的軌跡當然又變成了路。這一條路一寸也沒有斷過，它有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時又順順利利，痛痛快快，在現在的一瞬間，它就終止在我的腳下。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抬腿，這一條路立即就會開始延伸，一直延伸到那一個長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什么時候延伸到那里，我不知道。但是看來還不會就到的。
近幾年來，我讀中外學術史和文學史，我有一個還沒有聽說別人有過的習慣：我先不管這些璨如流星的學者和詩人們的學術造詣，什么人民性*，什么藝術性*，這性*，那性*，我都置之不理，我先看他們的生卒年月。結果我有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他們絕大多數活的年齡都不大，一般都是四十、五十、六十歲。那少數著名的夭折的詩人，比如中國的李長吉，英國的雪萊和濟慈等暫且不談。活過古稀之年的真的不多。我年輕時知道德國偉大詩人歌德活了八十二歲，印度偉大的詩人泰戈爾活了八十歲，英國的蕭伯納、俄羅斯的托爾斯泰都活到了超過了八十歲，當時大為贊嘆和羨慕。我連追趕他們，步他們后塵的念頭，一點也沒有，幾乎認為那無疑是“天方夜譚”。然而，正如我在上面說過的那樣，曾幾何時，驀回頭，那一條極長極長的用我的雙腳踩成的路，竟把我拖到了眼前。我大吃一驚：我今天的年齡早已超過了他們。我從靈魂深處感到一陣震顫。
我現在的心情是一方面覺得自己還年輕，在北大教授的年齡排名榜上，我離開狀元、榜眼，還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而且，我還說過到八寶山去的路上，我決不“加塞”。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覺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幾十年的老友不時有人會突然離開了人間，這種“后死者”的滋味是極難忍受的。而且意內和意外的工作，以及不虞的榮譽，紛至沓來。有時候一天接待六七起來訪者和采訪者。我好像成了醫院里的主治大夫，吃飯的那一間大房子成了候診室，來訪的求診者呼名魚貫入診。我還成了照相的道具，“審問”采訪的對象，排班輪流同我照相。我最怕攝影者那一聲棒喝：“笑一笑！”同老友照相，我由衷地含笑。但對某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笑得起來嗎？這讓我想到電視劇《瞧這一家子》中那個假笑或苦笑鏡頭，心中觳觫不安。
每天還有成捆成包的信件報刊。來信的人幾乎遍布全國，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內容五花八門，匪夷所思，我簡直成了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圣人、神人。我的一位老友在他的文中說：“季羨林有信必復”。這真讓我吃了苦頭，我不想讓老友“食言”，自己又寫不了那么多信，只有乞靈于我的一位多年的助手，還有我的學生，請他們代復，這樣才勉強過關。我曾向我的助手說，從今以后再不接受采訪，再不答應當什么“主編”、“顧問”，再不寫字了。然而話聲還沒有落地，又來了。來了，再三斟酌，哪一個也拒絕不了，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