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朋友，你為什么不養一只鳥？回答五花八門。比如，沒時間、怕養不活、鳥叫讓人心煩，就沒有一個人說：“鳥不應該關進籠子，鳥需要自由。”倒是有人提到了自由，他說：“養鳥太束縛人了，我需要自由。”
鳥在天上飛，魚在水中游，人在地上走，構成了自然的和諧。當然，也有甘愿被籠養的鳥，打開籠門也不飛，或者飛幾圈又飛回來。人們就感嘆，鳥和人處出感情了。這是人類的自作多情。有位作家寫鷯哥，說那鳥很會說話，母親從鳥市買來養在籠子里，成了母親的精神慰藉，后來母親去世，鷯哥不吃不喝，幾天后也死了。寫得很煽情，好像鳥通人性了，起碼把鳥當成人寫了。但我感覺很別扭，我覺得，那是作者剝奪了鳥的自由，又從精神上摧殘了它。人類總愛按照自己的思維去解讀一只鳥。
我不會養鳥，也沒怎么養過，我所接觸過并喜歡過的鳥，屈指可數。小學有一篇介紹翠鳥的課文，翠鳥太漂亮了，小巧的身子，長喙，鮮艷的羽毛，仿佛天外之物，我做夢都想把它捧在手心。萬沒想到，那年暑假我在灤河見到了真的翠鳥，它站在一塊礁石上，看上去就像那篇課文的插圖。我簡直窒息了，不敢眨眼睛，唯恐這是幻覺，直到它發覺不妙飛走，我才驚呼：“語文書上的鳥，語文書上的鳥……”
或許，人類嫉妒鳥會飛，才會去捕鳥？把鳥養在籠子里，就以為掌控了天空？嫉妒總會打著喜愛的幌子去實施，如同喜愛最容易轉化成嫉妒。我覺得養鳥便是如此。
唐山地震那年，舅舅在稻田里發現一只水鳥，飛得很低，他一鍬拍過去，砍傷了水鳥的翅膀。水鳥折戟沉沙，成為我的掌上之寵，也減輕了震災中的恐慌和悲涼。那時，我家住在當街用木頭搭建的防震棚里，我把水鳥拴在柱子上，每天觀察、關心它的傷口。當舅舅告訴我，那水鳥在他的鍬拍過去之前，翅膀其實已經受傷了。這又讓我舒心了不少。但幾天后，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水鳥丟了，生死不明，那條臟兮兮的線繩還拴在柱子上。那只水鳥，給我的兒時留下了一個模糊的輪廓。
在平原，要遇到一只好看的鳥不容易。有一種叫“春暖兒”的鳥，身似麻雀，但頭上和脖頸有彩羽點綴。它很膽小，喜歡在低矮的幼樹上棲身，比如一人多高、只有幾根枝條的弱柳。它落在嫩綠纖弱的柳梢上，就像被畫上去的；在低矮的桃樹上，它和桃花并肩站在一起，像一張報春圖。由于位置低、距離近，小孩子用彈弓一打一個準，但被打中的“春暖兒”傷勢都很重，幾乎養不活。“春暖兒”也不是常見的鳥，它和春天一起來，又和春天一起離開。
鄉間的鳥，最常見的還是燕子和麻雀。燕子被視為圣物，新奇的是，這種看法在小孩心中尤為根深蒂固。麻雀則被視為格殺勿論的壞鳥。養一只麻雀成本最低，死了也不心疼。不過，沒人肯為一只麻雀扎一個鳥籠，小孩子通常用線繩拴住鳥腿，“嗚、嗚”地轟它，麻雀就飛起來，但飛不高，飛高了就被線繩拽回來，如同一只風箏。一來二去，麻雀明白是被戲弄了，轟也不飛了，小孩子只好把它往空中扔，讓它靠慣性起飛，它才下意識地扇動翅膀，如同一個人被推進了水里，先撲騰幾下再說。有時不小心線繩脫手，麻雀就趁勢飛掉，如同逃犯還拖著長長的鐐銬。
有句話說，“天高任鳥飛”，這其實是個偽命題。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在《世界簡史》里說：“沒有一種鳥的飛行高度能夠超過5英里，有人曾用飛機把鳥和昆蟲帶到高空，但還遠未到達如此高度時，它們就已經失去了知覺。”這再次證明，我們通常對鳥的理解，與事實嚴重不符。
德國人愛造鳥屋，逼真的木頭鳥屋遍布公園、樹林，甚至陽臺。鳥屋是開放性的，里面有食物、水。待鳥如上賓，鳥來去自由，這種待遇，在中國只有燕子才有吧？燕子把巢筑在屋檐下，有人還幫燕子筑巢，但燕子不住，它習慣了自己勞動，因而更贏得了尊重。麻雀專找房子里現成的窟窿當窩，這更增添了崇尚勤勞的鄉村人的反感。而事實是，麻雀并非好逸惡勞，它們的巢穴只為繁衍后代、哺育幼鳥，成年麻雀都是在露天棲息。如此看，它們不僅淡泊，而且很有愛心。
我曾在陽臺遇到一只小鳥，它跳進花盆里，旁若無人地啄食草籽，對藤椅上看書的我視而不見。第二天，它又來了。于是我刻意準備了小碟子，放了米粒和清水。第三天，它竟啄了幾下米粒，還優雅地喝了幾口水。這令我欣喜不已。不過我們只有這三面之緣。我為此寫過一篇文章《一只鳥路過陽臺》，一只小鳥幫我闡釋了自然、和諧、尊重，更闡釋了自由。我覺得人與鳥，乃至人與人，關系就該如此。我希望，當有一天我再問朋友，你為什么不養一只鳥？他會說：“鳥不應該關進籠子，鳥需要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