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木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筆寫點懷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難道是因為自己對這一位青年時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懷念不切嗎？不，不，決不是的。正因為我懷念真感情深，我才遲遲不敢動筆，生怕褻瀆了這一份懷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經逐步讓位于懷念，正是非動筆不行的時候了。
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當時我不到二十歲，他小我一年，年紀更輕。我念外語系而他讀歷史系。我們究竟是怎樣認識的，現在已經回憶不起來了。總之我們認識了。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后來他告訴我，他當時還不是黨員）。他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我確實也去上了課，就在那一座門外嵌著“清華學堂”的高大的樓房內。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上，勸我參加革命活動。我雖然痛惡國民黨，但是我覺悟低，又怕擔風險。所以，盡管他苦口婆心，反復勸說，我這一塊頑石愣是不點頭。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最后，聽他嘆了一口氣，離開了我的房間。早晨，在盥洗室中我們的臉盆里，往往能發現革命的傳單，是手抄油印的。我們心里都明白，這是從哪里來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學校領導去報告。從此相安無事，一直到一兩年后，喬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華畢業后教了一年書，同另一個喬木（喬冠華，后來號“南喬木”，胡喬木號“北喬木”）一起到了德國，一住就是十年。此時，喬木早已到了延安，開始他那眾所周知的生涯。我們完全走了兩條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兩茫茫”了。
等到我于1946年回國的時候，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到了1949年，**終于開進了北京城。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來的信。信開頭就是：“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志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我當然記得的，一縷懷舊之情驀地縈上了我的心頭。他在信中告訴我說，現在形勢頓變，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材。他問我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并到北大來。我同意了。于是有一段時間，東語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來只有幾個人的系，現在頓時熙熙攘攘，車馬盈門，熱鬧非凡。
記得也就是在這之后不久，喬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來看我，一進門就說：“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寶劍》、《回教徒為什么不吃豬肉？》等，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們不習慣于說“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這一個詞兒。我當時就覺得很新鮮，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1951年，我國zheng府派出了建國后第一個大型的出國代表團：赴印緬文化代表團。喬木問我愿不愿參加，我當然非常愿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卻沒有到過印度，這無疑是一件憾事。現在天上掉下來一個良機，可以彌補這個缺憾了。于是我暢游了印度和緬甸，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這當然要感謝喬木。
但是，我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我很怕見官。兩個喬木都是我的朋友，現在都當了大官。我本來就不喜歡拜訪人，特別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請南喬木喬冠華給北大學生做過一次報告。記得送他出來的時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們倆顯然很熟識。艾說：“你也到北大來老王賣瓜了！”喬說：“只許你賣，就不許我賣嗎？”彼此哈哈大笑。從此我就再沒有同喬冠華打交道，同北喬木也過從甚少。
說句老實話，我這兩個朋友，南北二喬木都沒有官架子。我最討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這是一種極端的低級趣味的表現。我的政策是：先禮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見面時，我總是彬彬有禮。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見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識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決不想往上爬，我完全無求于你，你對我絕對無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轎子的人抬出來的。如果沒有人抬轎子，架子何來？因此我憎惡抬轎子者勝于坐轎子者。如果有人說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風過耳邊。
但是，喬木卻決不屬于這一類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來越高，被譽為“黨內的才子”、“大手筆”，儼然執掌意識形態大權，名滿天下。然而他并沒有忘掉故人。特別是“**”以后，我們都有獨自的經歷。我們雖然沒有當面談過，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什么人送給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給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養，帶回來了許多個兒極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記送我一筐。他并非百萬富翁，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按照中國老規矩：來而不往，非禮也。投桃報李，我本來應該回報點東西的，可我什么吃的東西也沒有送給喬木過。這是一種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難道是中國舊知識分子，優秀的知識分子那種傳統心理在作怪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