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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道 1
[關鍵詞]新媒體電視新聞報道；創新
新媒體在民眾的工作與生活中日漸重要，為民眾獲取信息提供了便利，極大地提升了民眾的生活質量。新媒體的推廣與普及，對傳統電視新聞報道也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在這一背景下，電視新聞應緊跟時展步伐，積極改革工作方式方法，尋求新的突破，擴大電視新聞報道的優勢，改進電視新聞報道的不足，提升電視新聞報道的收視率，使其能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新媒體的內涵新媒體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與通信設備的發展應運而生，它不再是電視機和紙質等媒介，而是體積小巧的手機、平板等通信設備，靈活性強，可以滿足受眾隨時隨地收看新聞的需求。新媒體語境并不是指某一具體類型的媒體，而是指利用計算機網絡進行信息傳播的所有媒體。與傳統媒體相比，網絡新媒體和受眾之間的互動增強了，信息傳播者的范圍擴大了，不再只有專業的媒體工作者，普通民眾也能傳播信息，這是傳統新聞媒體受到沖擊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媒體語境下電視新聞報道的現狀
1.工作觀念落后在新媒體語境下，市場競爭更加激烈，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電視新聞報道的改革與發展。尤其是從電視新聞報道中衍生出來的一些媒體內容，因為順應媒介融合趨勢，將新聞報道以多元化的方式向受眾傳播，內容則與新媒體語境相符合，從而使其市場的完成度更高，得以快速發展。但在實際工作中，很多電視新聞工作者，尤其是資深電視新聞從業人員，一直以來習慣于依靠傳統的媒體傳播方式，不能很好地適應新興的媒介融合形式，未能將自身的工作與時展相融合，未能全面認識新形勢下的新聞傳播，未能看到媒介融合的未來發展潛力，工作觀念落后，從而較大程度地影響了電視新聞的發展。2.報道形式與受眾接受方式單一傳統電視新聞報道只能在特定的時間與環境下觀看，報道形式老套，受眾的接受方式過于單一。由于不能使用多媒體進行信息傳播，導致其傳播方式缺乏多樣性，傳播者只能原樣接收新聞稿上的內容，不能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傳統電視新聞的發展。此外，傳統的電視新聞報道需要主持人根據特定的規定，按照事先安排的順序傳遞新聞信息，這就使得受眾所接收的信息內容較少，不夠豐富，大大降低了受眾的體驗感。3.缺乏與受眾的互動交流傳統的電視新聞報道只是單向地向受眾傳遞信息，無法有效地與受眾進行互動，新聞傳播者與受眾之間不能進行良好的溝通交流，導致受眾的新聞參與感低，傳播的新聞不能引起受眾熱議，難以形成新聞輿論，阻礙了傳統電視新聞的發展。當今時代，大多數受眾尤其是年輕人，不僅想要及時獲取新聞信息，更希望能夠參與到新聞傳播中，發表自己對新聞信息的看法。加強受眾與新聞傳播者之間的交流，這是傳統電視新聞無法做到的，對其發展極為不利。4.受眾范圍較小傳統新聞報道信息傳遞的方式主要是主持人照稿播報，新聞畫面無法進行實時更新，對于受眾群體來說，趣味性相對欠缺。而且，電視新聞報道無法隨時隨地觀看，導致其主要受眾群體為老年人，年輕的受眾群體由于空閑時間[摘要]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新聞報道方式與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都發生了極大改變。新媒體時代，電視新聞報道面臨著全新的機遇和挑戰，要想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革新勢在必行。本文在這一背景下對當前電視新聞報道的發展現狀加以分析，并提出新媒體語境下電視新聞報道創新策略。[關鍵詞]新媒體電視新聞報道創新[中圖分類號]G20[文獻標識碼]ADOI:10.13854有限，更多地傾向于可以隨時隨地獲取新聞信息的新媒體。電視新聞的受眾逐年遞減，發展形勢不容樂觀。5.信息來源渠道較少傳統電視新聞信息主要來源于現場的信息采集，由于受到外界諸多因素的影響，會造成收集到的信息真實性欠缺，在報道過程中容易存在片面性。現場信息采集后還需要通過核查和篩選，在這段時間內所要報道的內容很有可能發生變化，對于受眾來說，不利于他們及時準確地接收信息。新媒體由于網絡技術、通信技術為其提供技術支持，使其信息來源渠道多樣化，能夠為受眾群體提供多角度的新聞報道。
新媒體語境下電視新聞報道創新策略
1.豐富電視新聞報道的內容與形式傳統電視新聞工作者必須正確認識新媒體所帶來的挑戰和沖擊，正視新媒體語境下傳統電視新聞報道所存在的問題，轉變工作觀念，推動傳統媒體健康快速發展。可以將新聞報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通過剪輯到網絡平臺，減少電視新聞報道時間與空間的局限性。如《央視新聞》積極順應發展潮流，注冊抖音賬號，在抖音平臺傳播新聞信息，迎合當下年輕人的喜好，擴大受眾群體的范圍，突破傳統新聞報道的局限性。據有關數據統計，截至2019年底，《央視新聞》抖音賬號粉絲已經突破3000萬，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后，電視新聞工作者可以電視直播的方式在第一時間進行現場直播，確保新聞報道的時效性。與其他傳播方式相比，電視新聞直播具有較強的可信度，可以通過創新報道形式彌補傳統電視新聞的不足，推動新媒體語境下電視新聞報道的快速發展。2.加強與受眾的互動與交流網絡的開放性使得受眾參與的廣泛性增強，不僅可以實現受眾之間的交流互動，還能實現受眾與傳播者之間的交流互動。加強交流與互動能夠使受眾主體意識增強，提高受眾的黏度，從而提高新聞傳播的影響力。電視新聞報道工作者加強與受眾之間的互動與交流，讓受眾參與新聞信息傳播，及時獲取受眾的反饋與意見，拉近與受眾之間的距離，提高其活躍度與參與度。可以通過開通微信公眾號、微博等的評論功能，與受眾進行互動，從中獲取受眾對電視節目的評價，完善節目的內容與形式。3.加強故事化敘事方式新媒體語境下，電視新聞報道應當更加關注受眾的需求，迎合受眾的語言特點，故事化敘事方式的選擇能夠更好地實現這一要求。當今時代，受眾的選擇較多，傳統電視新聞報道很難獲得受眾的青睞，采取故事化敘事方式，能夠對新聞進行詳盡的解讀，吸引受眾主動收看電視新聞。應用故事化敘事方式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首先，要進一步強化電視語言的符號。極具視覺性的圖像畫面是電視新聞報道的一大優勢，形象的圖像語言能夠對事件真相進行如實地還原，從而使受眾對事件有一個更加直觀和形象的感受。其次，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敘事角度。敘事角度能夠較好地呈現敘述者的主要觀點，受眾的行為等在新媒體語境下或多或少會對電視新聞的敘事策略產生影響，因此電視新聞報道應當采取多元化的敘事角度，讓受眾可以全方位地對事件有一個真實直觀和形象的感受，凸顯電視新聞報道的真實性與客觀性。再次，迎合受眾的喜好和需求，充分發揮其娛樂功能，不斷增加其報道的趣味性，滿足受眾在獲得快樂方面的需求心理。4.加快電視新聞報道的網絡化進程新媒體背景下，電視新聞報道的網絡化發展直接影響著其發展。第一，將網絡作為電視新聞報道的首要陣地，利用各種網絡平臺和新媒體客戶等對電視新聞進行報道，拓寬電視新聞報道的渠道。第二，建立并不斷完善新聞網絡頻道和數據庫，充分利用自身在資源方面的優勢，推動電視新聞報道在新媒體時代的發展。同時，優化電視新聞報道的結構，積極利用互聯網平臺，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加快傳統媒體的信息采集速度與效率，推動電視新聞報道運營在新媒體語境下的轉型升級。
結語
媒介環境的變化推動電視新聞報道發生新的變化，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電視新聞報道要想求得生存與發展，必須借助傳統媒體的優勢進行革新，轉變傳播理念，抓住發展契機，尋求新的發展策略，適應時展步伐，方可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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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道 2
關鍵詞：新媒體；法制新聞報道；問題；改善對策
伴隨著普法宣傳工作的開展，有效的推動了法制類媒體的發展，尤其是法制報刊。從“一五”普法以來，我國各個省份都創辦了符合自身特點的法制報，使法制新聞報道成為當時比較重要的信息傳播媒介。近些年來，新媒體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使傳統法制媒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本文會對其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有效的改善對策，為新媒體環境下法制新聞報道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新媒體助推了法制新聞報道的發展
新聞性（精選7篇）
2法制新聞報道中常見的問題
2.1對法制新聞報道缺乏重視。如今，我國少數法制新聞報道內容呈現出媚俗化現象，而且未對法制新聞報道內容給予深入的挖掘，導致法制新聞報道過多的浮于表面，無法更好的展現法制新聞報道的作用，不能實現對法律知識的普及和宣傳，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法制化進程。如今，法制新聞報道內容和形式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不僅肩負著社會法制傳播的作用，而且還可以有效豐富人們的法律知識，更好的凸顯法律的社會功能。要想確保法制新聞報道工作的順利進行，就需要挖掘法制新聞事實，并全面、系統的分析和研究法制新聞內容，在潛移默化中使讀者深刻的體會到法律的重要性，使他們對法制新聞紙媒產生濃厚的興趣。2.2法制新聞報道題材過于狹小。如今，我國的法制建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使人們的生活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目前，大部分的法制新聞報道內容為日常生活中的犯罪事件，可以使人們更好的意識到犯罪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的危害性，但是并未對其他違法行為給予深入的報道，不利于法制新聞報道的發展。同時。法制新聞報道可以劃分為荒誕型、過信型、糜爛型、恐怖型和誘惑型五大類，這些都反映了新聞記者比較注重對人性黑暗面的揭露。實際上，法制新聞報道涉及非常廣泛的內容，既能夠報道和分析犯罪事件，而且也涉及與人們日常工作和生活相關的內容，有效擴大人們對法制建設的認知。因此，為了更好的推動紙媒法制新聞報道的發展，就需要有效拓展法制新聞報道題材。2.3新聞記者法律知識淡薄。目前，我國部分新聞記者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識，而且新聞報道專業水平有待提升，未對國家法律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法制新聞報道過程中，這部分新聞記者由于缺乏對法律知識的了解和掌握，對犯罪細節缺乏系統的描述，強調對犯罪嫌疑人實施有罪推斷，這樣一來將會出現比較明顯的“媒體審判”嫌疑。實際上，法制新聞報道得以順利進行的關鍵在于向人民群眾進行法律知識的宣傳。因此，作為新聞記者需要明確法律界限，在進行法制新聞報道過程中，要準確運用法律知識，以確保新聞內容符合法律規范。例如，在描述犯罪嫌疑人判決結果時，最好不要直接稱呼罪人或犯罪，因為詐騙與欺騙存在比較大的差距。如果法制新聞報道缺乏規范性，將無法將正確的法律知識點向人民群眾傳達。2.4法制新聞的服務性能有待提升。新媒體環境下，我國法制新聞報道所具有的服務功能比較薄弱，尤其是經濟服務功能。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有效推動了法制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法制信息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樣就要確保法制新聞報道的質量，以此來更好的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同時，法制新聞報道內容在人民群眾服務中所產生的影響非常大，因此在刑事民事案件報道時，要對其進行客觀的評價，從而有效提高法制新聞報道對人民群眾的服務水平。
3新媒體環境下法制新聞報道改善對策
3.1官方和大眾有效對接。目前，由于法制類紙媒具有專業性強和社會覆蓋面廣的特點，在對重大涉法事件進行報道的過程中一般比較謹慎，在第一時間或遇到突發事件時往往處于觀望、失語的狀態，這樣一來將會被其他非法制類媒體提前報道。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國的治國方略是依法治國，此時就需要法制新聞報道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并對紙媒的公共屬性給予正確的認識，理性對待復雜的社會關系，對各方面、各領域的聲音進行傳播，這樣不僅可以有效調動人民群眾對法制建設關注和參與積極性，而且還可以有效提高法制新聞報道的話語權威。3.2新聞與宣傳有效對接。在《李有才板話》中，趙樹理講述了一段與“模范村”相關的順口溜：“模范不模范，從西往東看，東頭喝稀飯，西頭吃烙餅”。如今，法制新聞被稱之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其具有“公眾代言”的社會形象，而傳統紙媒報道的拳頭產品是對相關知識進行典型宣傳，然而，在新媒體環境下，宣傳如何新聞化，新聞如何大眾化傳播，就需要做好“新聞與宣傳”的有效對接。3.3專業和市場有效對接。通過對傳統紙媒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法制新聞報道過程中，對報道的內容及深度給予了重點強調，然而在新媒體語境下，大部分法制新聞逐漸放棄了最初的專業特征，并開始以市場為基本導向，長時間這樣下去將會導致法制新聞專業性逐漸喪失。因此，在進行法制新聞建設過程中，如果其不具備專業性，將會導致其出現不確定現象，嚴重的時候還有可能導致法制理念指導價值的缺失。因此，在新媒體環境下，最好從實際角度入手，從本質出發，對新媒體對法制新聞報道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和研究，通過新媒體與紙媒相結合的方式，來更好的推動法制新聞報道的質量。3.4傳統和網絡有效對接。目前，社會上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算卦的改叫分析師了，小報改叫自媒體了，統計改叫大數據了。”雖然其僅是一則調侃，但是媒介融合趨勢已? 由于受到新媒體環境的影響，傳統以紙媒為主的法制新聞報道遭受了網絡強勢出擊的影響，并使輿論監督出現了全新的發展格局，對于司法公開而言，無論是自愿還是被迫，都需要融入到網絡世界。實際上，網絡輿論監督的存在不僅能夠推動司法的公平、公正，而且還可以有效推進司法機關恪守職責，秉公執法，然而網絡輿論監督會由于非專業性的特點而逐漸喪失理性，導致網絡監督與司法公開出現了不可避免的沖突。如今，在新媒體環境下，為了使法制新聞報道更好的發展，就需要推動“傳統和網絡”的有效對接，逐漸提升法律專業素養，使法制類媒體保持一定的冷靜與理性，盡可能的回到事件本身，以更好的彰顯法制新聞報道的真實性。3.5堅持報道的公允性。在新媒體環境下，所開展的法制新聞報道需要從維護國家、人民利益的角度出發，杜絕娛樂化的傾向，盡可能報道對社會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的法制新聞。在對負面新聞進行報道時，要準確把握好報道的度，簡化其中涉及色情、暴力及作案手段等細節，這樣既可以發揮警示作用，而且還可以避免出現低俗傾向。同時，要對新媒體功能進行挖掘，在提升法制新聞報道質量的同時，有效提高法制新聞的報道效率與社會關注度。此外，在法制新聞報道過程中，要盡可能的展示出雙方的觀點，并且做到有控訴必有辯護、有請求必有答辯，確保報道的公允性和均衡性，不能顧此失彼，以更好的發揮法制新聞報道的作用。
4結論
總之，為了更好的適應新媒體環境的發展需求，法治新聞報道需要從公平與專業的角度出發對新媒體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推動法制新聞報道的改善對策，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法制新聞報道的真實性，而且還可以維護社會安定與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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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晉。峰新媒體環境下法制新聞報道的改善策略[J].新聞研究導刊，2018，12（5）：181-182.
新聞報道 3
一
李良榮在《新聞學概論》[2]中區分了“兩種新聞定義”，一種是“新聞是新近事實的信息”，另一種是“新聞是新近事實的報道”，并正確地指出，前者指的是新聞的實質內容，后者指的是新聞的表現形式。但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李僅僅抓住了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沒有看到兩者間的對立和矛盾，而在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問題上，李注重的恰恰是形式而非內容，因此，最終不但并未真正將新聞與新聞報道區分開來，而且把新聞的實質內容統一到了它的表現形式——新聞報道上。
現在我暫且把區分新聞與新聞報道的任務放一放，先來討論一下新聞學說界普遍認可的關于新聞定義的兩個基本觀點。它們似乎就像計算機語言中的默認點（defaultpositions）,人們不假思索就持有這些觀點，因而任何對這些觀點的偏離都要求有意識的努力和令人信服的論證。一是新聞只能是信息或訊息，不能是事實，因為事實客觀存在著，無法移動，如我們不可能將一場火災或一次車禍搬來移去，而只能復制并傳播關于它們的信息；二是新聞必須經過傳播，即由這個人或這群人傳播給那個人或那群人，不經過這種傳播的只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可能是新聞。
我想從對這兩個默認點的發難開始。先看第一個問題。它涉及到我們長期以來對“事實”的基本認識。究竟什么是事實？什么樣的事實是新聞學研究中有意義的事實？總結我在《論綱》中的觀點：（一）事實不是簡單的事物，而是某事物具有某種屬性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種關系，即客觀事物或現象的某種實際情況，如我們不能說“太陽”是事實，只能說“太陽從東方升起”是事實；（二）客觀事物或現象的實際情況具有無庸置疑的客觀性，不依賴任何人的主觀意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必須承認“自在事實”的存在；（三）但對人類社會來說，“自在事實”除了作為人在實踐活動中不斷經驗和認識的無盡源泉便一無所用，包括新聞學在內的一般人文社會科學（哲學除外）中研究的事實只能是那些在社會實踐中與人相遇、被人感知的事實，即“經驗事實”。
現在讓我們來看“經驗事實”。“經驗事實”一方面是客觀事物的屬性或關系向人的呈現，另一方面又是人對這些屬性和關系的把握和斷定，前者是基礎，后者是條件，兩者缺一不可。因此，新聞學中所研究的事實并不只是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態”，而是為概念所接受、由主體斷定的客觀事物的實際情況的感性呈現，是被知覺到了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態”，是知識經驗中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態”。這時的事實已不再是它自身發生、發展的自然史或某些物理、化學屬性和關系的總和，不是只有通過自身某些能量、質量的投射才能得以傳播的屬態，而是通過命題能夠加以斷定、通過陳述可加以表達和傳播的感性知識。感性知識的可傳播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們的分析能夠成立，那么新聞學界普遍認為的事實不能復制和傳播的觀點就是錯誤的，而為此引進的“信息”概念也就是多余的。事實上，幾乎所有用“信息”界定新聞的學者都會用“事實”來對信息做進一步的限定，都承認新聞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關于事實的信息”，因為信息這個概念實在太寬泛太模糊了。與其這樣，為什么不直接用“事實”來定義新聞呢？根據我們的分析和理解，“關于事實的信息”其實就是“事實”，除此之外，實在想象不出它還能是別的什么東西。
引進“信息”概念據說還有一個“重大理論意義”，就是厘清了新聞與宣傳的關系，使人們認識到新聞的內容是信息，而宣傳的內容是觀點（觀點難道不也是信息嗎？）。但在我們看，澄清新聞與宣傳的關系根本就用不著畫蛇添足地引進“信息”概念，而只需明確新聞就是人在實踐中經驗并關注的新鮮事實即可。數千萬年的共同社會實踐為人們提供了經驗外部客觀世界的基本認識形式，這些被有的哲學家稱之為“先驗形式”的背景條件決定了人們對“經驗事實”有著基本一致的認可度。正是在這種認可度范圍，我們說“事實勝于雄辯”。新聞是經驗事實，所有社會成員都有基本一致的認可度；新聞報道是具體的報道者（個人或組織）對經驗事實的陳述，除了上述基本認識形式外，其中還包含著報道者自身特殊的“認識形式”，可以說，絕大多數新聞報道都凝聚著報道者的思想觀點。所以，拋開當初中國社會現實的政治根源不說，將新聞等同于宣傳的理論根源在于將新聞等同于新聞報道，而不是缺少了一個“信息”概念的引進。最初引入這個概念的學者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試圖找出一個計算新聞信息量的辦法甚至公式，但20多年的實踐表明，這樣的努力是徒勞的。
此外，我們還贊同余斯勇對用信息定義新聞提出的質疑：第一，作為一般的科學意義上的信息概念，至今還沒有公認的定義，因為目前學術界看法還不一致，世界上已經公開發表的“信息”定義，有人統計已有39種之多。更為滑稽的是，《牛津字典》在解釋“信息”時說“信息就是談論的事情、新聞和知識”；《韋氏字典》也認為“信息就是在觀察或研究過程中獲得的數據、新聞和知識”。如此顛來倒去、相互借用，倒是越解釋越糊涂。第二，用信息來揭示新聞現象的本質，那么信息本身的本質又是什么呢？它是物質的還是意識的？就連信息論的創立者維納自己也說不清楚：“什么是信息，信息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質的。”在這種情況下，用“信息”來定義“新聞”，至少也是不科學、不嚴肅的。第三，根據普通邏輯中“定義項不得直接或間接包含被定義項”的定義規則，用“信息”定義“新聞”，就等于犯了“循環定義”的邏輯錯誤。[3]
現在再看第二個問題。客觀事實如果沒有人報道和傳播它是不是新聞？甘惜分說：“有了事實，有了發生于某地最新的重要事件，還不等于有了新聞。如果在遙遠的荒無人煙的地區發生了一種重大的自然現象的變化，而不為人所知，沒有任何人了解到它，更沒有任何人把這件事傳播開去，這件事就算湮沒無聞，它構不成一種新聞。”[4]這大概是建國后學術界最早關于沒有傳播就沒有新聞最明確、最權威的表述。乍一看，這話不無道理。但稍加推敲就會發現問題：這里的“事實”是“自在事實”還是“經驗事實”？從“不為人所知，沒有任何人了解到它”看，似乎是前者；從這一“變化”是“最新的”、“重要”和“重大的”等為人所斷定的屬性看，顯然是后者。如果是前者，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它不應該是新聞學討論的事實；如果是后者，我 我們認為，一個人或一群人親歷或直接經驗的新鮮事實，對這個人或這群人來說就是新聞。《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破解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后，把道人肩上的褡褳搶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瘋道人飄飄而去。這件事（我們假設它是事實）“當下哄動街坊，眾人當作新聞傳說”。從邏輯次序看，是先有了“新聞”，再有了對它的“傳說”。街坊們親歷或經驗的事實是新聞，而對事實的“傳說”是新聞報道。道理似乎很簡單：所謂新聞報道和新聞傳播，是先有了新聞的存在然后才有對新聞的報道和傳播；所謂新聞采訪和新聞寫作同樣如此。從發生學上說，新聞肯定是在先的東西，報道和傳播是在后的東西。一個為人類所經驗的事實，只要它有新聞價值，你不報道、不傳播它仍是新聞。報道和傳播是新聞擴散的前提條件，但不是新聞誕生的前提條件。試想，如果不事先獲取新聞我們報道和傳播什么？人類的先民最初主要是通過直接經驗認識周圍客觀事物情況的，借助別人的經驗增益自身是進化的結果、文明的標志，新聞傳播是這種結果和標志的組成部分。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堅持認為，從本體論著眼，新聞就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經驗并關注的新鮮事實。而且這里的經驗首先是直接經驗，如果一定要使用傳播學術語，它屬于人的“親身傳播”。
二
人是能夠借助別人的經驗增益自身的動物。即使是在規模比較小的社會里，也并非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夠直接經驗到他想要了解或應該了解的各種自然和社會事件。這就需要間接經驗，即借鑒別人的經驗。任何事件或現象都有一定的時空界限和范圍，處在不同時空范圍的人們要了解這些事件或現象則不得不依賴于間接經驗。這就是新聞報道和新聞傳播存在的重要原因和理由。社會規模越是擴大，對間接經驗的需要就越是增加，以至于當今社會不得不委托專門的人員并成立專門的機構來從事這項工作。
間接經驗必須憑借一定的符號形式才能得以呈現和傳播，而最精致的符號形式就是語言。新聞報道是“經驗事實”的陳述，由于這種陳述有一個與之相對應的感性呈現對象，也就是客體刺激我們感覺器官而產生和形成的感覺圖象，它必然是有真假的陳述即命題，所以新聞報道由命題構成。可以說，新聞是為命題所陳述和肯定的內容，新聞報道則是新聞的表述形式，兩者既統一又對立，既相互一致又非一一對應，我們既不能把兩者割裂開來，也不能無視兩者的重大本質差異把它們混為一談。
說新聞是為命題所陳述和肯定的內容并不意味一切命題形式都適合陳述新聞內容，實際上，只有一部分命題才能成為新聞的基本表述形式。金岳霖在1941年發表的《論不同的邏輯》一文中把命題分為三種：特殊命題、普及命題（彭漪漣認為似是“普通命題”的印刷錯誤）和普遍命題。特殊命題斷定特殊的事實，如“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賈慶林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一男子攜帶可疑爆炸物闖入路透社駐北京分社”等；普及命題或普通命題斷定的是一時一地的普通情形，用以表示和肯定“歷史總結”，亦即“歷史上特殊事實的結合”，如“清朝人有發辮”、“今天這個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妝”等；普遍命題斷定的是固然之理，如“兩條平行線之間的距離處處相等”、“人必須飲食才能生存”等。[5]第一種命題用來斷定一個特殊的事實，以特稱陳述或單稱陳述的形式出現，故曰特殊命題。第三種命題斷定的是普遍的道理（包括理論、觀點、一般規范等），以全稱陳述的形式出現，故曰普遍命題。兩者的區分比較明顯。第二種命題即普通命題有些復雜，需要具體分析。普通命題不同于普遍命題。首先，普遍命題表達的內容超越特定的時空，象“人必須飲食才能生存”是不受特殊時空條件限制的；而普通命題則受特殊時空條件的限制，不具超越時空的普遍性，它表達的只是某一時段、某一范圍內的某種普遍情形，象“今天這個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妝”僅限于“今天”和“這個班”。其次，普遍命題具有普遍的概括性和類推性，因此可能為將來更具概括性和類推性的命題所推翻，如“地心說”為“日心說”所推翻等；而普通命題是對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歷史總結”，如果這一總結符合當時的實際，就不存在為將來的命題所推翻的問題，如果“今天這個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妝”是真的，不管明天、后天這個班的女生是否化妝，該命題都不可能被推翻。第三，普遍命題要求有普遍的事實根據，可以為實驗和觀察所反復證實；而普通命題只有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事實根據，超出這種條件的任何求證都是沒有意義的。可見，雖然普通命題也具有全稱陳述形式，但它不是普遍命題。
那么普通命題與特殊命題的區別何在，它們是否也能像特殊命題一樣陳述一個經驗事實呢？由于普通命題運用的是全稱陳述的形式，它所斷定的就不是一個特殊的經驗事實。這樣看來，這類命題既與表示一般理論的普遍命題不同，又與表示具體事實的特殊命題有別。金岳霖認為它是“介乎普遍與特殊之間的命題”，就與事實的關系而言，“這類的命題和普遍的命題兩相比較，似乎與事實比較地接近些”。[6]但與我們論題相關的是，這類命題究竟是否肯定事實，如果是它們肯定的又是什么樣的事實？對于這個問題，我們贊同彭漪漣在《事實論》中的分析：普通命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主項表示的對象范圍很廣，以至于一個觀察者不可能通過感性經驗直接獲得其要斷定的全部內容，如“清人有發辮”這樣的普通命題，對一個具體的觀察者來說，就不可能通過對一個一個清朝人的直接觀察得到確定，任何一個具體的觀察者都無法保證它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實，即不能確證每一個清朝人都有發辮，所以這類普通命題“既不表示普遍的事實，也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實”。[7]另一種是主項表示的對象范圍較窄，一個具體的觀察者可以通過感性經驗直接獲得其要斷定的全部內容，如“這個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妝”，一個具有正常能力的觀察者完全可以斷定和確證該班每一個女生都化了妝，這類命題雖然不像特殊命題那樣斷定一個特殊的經驗事實，但它能概括并確定一定時空范圍內的所有事實狀況，即在一個狹窄的時空范圍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實，是一定時空范圍內經驗事實的結合。為敘述方便，我們把前者稱為“廣義普通命題”，后者稱為“狹義普通命題”。
通過以上對命題的分析，不難得出，作為“經驗事實”的新聞只能是特殊命題和狹義普通命題所陳述的內容。由于狹義普通命題的全稱陳述是有特定時空限制的，而且其時空范圍十分有限，我們有理由把它視為有限范圍內特殊命題的結合。因此我們認為，新聞的基本陳述形式是特殊命題，當然這種特殊命題必須與客觀事物狀況的感性呈現相符合，即必須是真的。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新聞是真的特殊命題所陳述的內容，新聞報道是真的特殊命題以及由這類命題所組成的陳述形式。在一則具體的新聞報道中，只有真的特殊命題所陳述的內容才可能是新聞內容，否則無論多么新鮮、重大都是非新聞內容。
三
新聞報道與新聞之間的關系總體上可以理解成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兩者既相互統一，又相互對立；既互為表里，又并非一一對應。把它們割裂開來固然錯誤，不加區別地把它們混為一談同樣錯誤。
從理論上看，新聞與新聞報道的主要區別有四：
首先，新聞屬于社會存在范疇，新聞報道屬于社會意識范疇。根據前文的論述，新聞來自經驗事實，經驗事實來自“自在事實”；而新聞報道則是人腦對部分經驗事實整理、加工和表象的結果，屬于另一個環節上的東西。如圖所示：
左邊的三個橢圓中，最外層的大圓表示“自在事實”，中層的表示“經驗事實”，最里層的代表“新聞事實”（本體論意義上的新聞）；新聞報道者只是從新聞事實中選擇一部分，有意識的進行整理、加工和表象，并通過適當的符號形式物化為新聞報道。右邊的小橢圓代表具體的新聞報道，大圓代表抽象的新聞報道，即所有具體新聞報道的總和。當然，用具體的圖形來表達抽象的思想總會有些問題。如上圖中的“自在事實”實際上是無限的，而非有限的，“經驗事實”則是不斷擴展的、動態的等等。但該圖至少清楚的表明，新聞與新聞報道分屬于兩個不同的環節，前者屬于社會存在范疇，后者屬于社會意識范疇。
其次，同樣的內容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與此相對應，同樣的新聞可以有不同的新聞報道。這個問題早有學者指出過，甘惜分20多年前就列舉了新華社和美聯社關于北平解放的不同報道。不過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是從“事實”與“新聞”的關系而不是從新聞與新聞報道的關系談論這個問題的，在他們看來，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報道者對“事實”有不同的選擇和判斷。根據我們的觀點，新聞是人在社會實踐中經驗并關注的新鮮事實，新聞報道是真的特殊命題構成的陳述，簡言之，新聞是事實，新聞報道是命題的陳述。同樣的新聞可以有不同的新聞報道，其根源在于同一事實可以用不同的命題來陳述。金岳霖論述該問題時舉例說：“‘樹在廟前’與‘廟在樹后’不僅是兩句句子，而且是兩命題，可是，這兩命題所斷定的只是一件事實”。[8]這里似乎不存在對事實的不同選擇和判斷，“樹在廟前”與“廟在樹后”選擇和判斷的都是同一個事實。就是說，造成同樣的新聞可以有不同的新聞報道的本體論根源不在于新聞報道者有著不同的立場和觀點，而在于作為“經驗事實”的新聞本身就是直接性與間接性、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就事物的客觀情況以自己的樣態向人們呈現來看，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就事物的客觀情況為主體的概念接受并由其作出斷定來看，它又具有一定的主觀性質。作為新聞的“經驗事實”這種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對立統一到了這里則體現為事實與命題的對立統一，即命題反映事實，但又不同于事實，事實集中體現了“經驗事實”的客觀內容方面，命題集中體現了“經驗事實”的主觀形式方面。主觀形式又有普遍與特殊之分，作為普遍的認識形式，是人們在億萬年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為每一個認識主體所接受和認可，具有社會存在屬性，新聞報道的真實、客觀是建立在這種普遍認識形式基礎上的；而特殊認識形式則受具體認識主體自身條件的制約，可能千差萬別，新聞報道的主觀性、傾向性以及部分無意失實與此相關。
再次，內容無所謂真假，反映內容的形式則有真假。與此相對應，新聞報道有真假，新聞則無所謂真假。新聞是人在社會實踐中經驗并關注的新鮮事實。事實只能是實存的，或者是過去存在過的，或者是現在存在的，不可能有一種過去和現在均未存在過的“事實”；從經驗的層面看，人們對事實的把握是一種感性經驗的直接把握，即通過感性直觀經驗事實。這種感性直觀有人類共同的生物學基礎和億萬年的實踐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學基礎。正是這兩大共同基礎，我們將太陽從某類物體折射的光經驗為“紅”色，把有質量的物體脫離地球表面的移動稱之為“飛行”，把超過一定分貝的聲響認定為“噪音”等等。所以說感性直觀經驗對正常的社會成員來說基本上是共同的，這是“經驗事實”何以可能的原因所在。新聞報道由命題構成，而命題總是有真有假，否則就不是命題了。可見，所謂“新聞的真實性”其實是一個虛假范疇，新聞無所謂真假，假的就不是新聞，有真假的是新聞報道，所謂“假新聞”其實是假新聞報道。
最后，新聞報道帶有報道者的主觀感情色彩，新聞中沒有這種色彩。作為經驗事實的新聞，是人的感覺器官客觀事實的直接接納和把握，人的情感、價值等主觀因素在這一過程中幾乎無能為力，所謂“我們必須面對事實”正是這個道理。但是，當經驗事實作為結果成為主體的“對象意識”時，主體的“自我意識”就開始糾纏這一“對象意識”，甚至干預“對象意識”。新聞報道是報道主體對經驗事實的陳述，其間滲透著陳述者的主觀自我意識。請看下面的三則消息的導語：
新華社：1997年7月1日零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升起，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到了祖國的環抱，中國政府開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路透社：6月30日午夜時分，當查爾斯王儲將香港歸還中國時，英國結束了一度強大的大英帝國歷史。美聯社：隨著午夜國旗的交換，焦慮不安和興奮的香港今天擺脫了156年的殖民時代，并開始了在歡欣鼓舞的共產黨中國主權下捉摸不定的新時代。
應該說，三家通訊社的記者所經驗的事實并無主觀感情色彩，而“經驗事實”
這里我們還有必要澄清一個理論問題。新聞報道“對應”或符合的究竟是“自在事實”還是“經驗事實”？過去我們往往把新聞報道的真實性理解為“與客觀事實相符合”，似乎新聞報道直接反映客觀“自在事實”，而且這種反映還必須是“可以查證”的。
根據我們的觀點，新聞是人在實踐中經驗并關注的新鮮事實，新聞報道是新聞的的符號表現形式，它通過真的特殊命題所陳述的內容來反映和表達經驗事實，就是說，新聞報道不是直接反映客觀世界發生的事實，而是報道者主觀經驗的事實。因此，新聞報道“對應”并“符合”的并非客觀世界發生的事實，即“自在事實”，而是人的經驗世界的事實，即“經驗事實”。
新聞報道與客觀事實的這種間接關系也可以通過奧格登和李察茲的語義三角形得到進一步說明。在奧、李看，符號與所指對象之間不存在直接關系，所指對象通過概念為主體所接受，主體通過符號來表達概念。如果我們把語義三角形中的符號、主體（概念）和所指替換成報道、報道者和事實，其間的關系就非常清楚了：
從圖中可見，新聞報道者與客觀事實以及新聞報道直接發生關系，但新聞報道與客觀事實之間沒有直接關系，只有見解關系。從客觀事實到新聞報道經歷兩個階段。首先是新聞報道者經驗事實階段；其次是報道事實階段。新聞報道的真實性由這兩個階段決定，即由經驗事實的正確性和報道事實的準確性決定。前者是基礎，后者是條件。
新聞報道所直接反映的并非客觀事實本身，而是作為報道者的經驗結果、被“自我意識”干預后的“對象意識”。這種“對象意識”的真實性不可能建立在“可查證性”基礎上，而只能建立在互主體性或主體間性、主體際性（intersubjectivity）基礎上。上述美聯社導語中“焦慮不安和興奮的”、“歡欣鼓舞的”、“捉摸不定的”等不具有可查證性，但卻是新聞報道中經常使用甚至不可缺少的陳述方式。這種“自我意識”糾纏和干預“對象意識”的情況幾乎在所有的新聞報道中都存在，如《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中“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國民黨反動派……遇到人民解放軍好似催枯拉朽，軍無斗志”等，顯然是報道者“自我意識”糾纏和干預“對象意識”的結果。當然，對于一個記者來說，“自我意識”必須要有某種程度的限制，具體怎樣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還需進一步深入研究。但“可查證性顯然不能作為這種限制的依據。
注釋：
[1]載《新聞與傳播研究》1997年，第3期
[2]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余斯勇《用信息定義新聞質疑》，載《新聞出版報》1999年1月19日
[4]甘惜分《新聞理論基礎》，第3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5]見《金岳霖學術論文選》，第55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6]金岳霖《知識論》，第753、754頁
新聞報道 4
近年來，隨著突發性公共事件的增多，受眾對新聞報道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媒介既帶來了新信息，消除了受眾的疑惑，也擴大了事件的知曉范圍，帶來了受眾的媒介恐慌。新聞報道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在消除受眾疑惑的同時消解媒介恐慌？這將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
一、媒介恐慌概述
（一）媒介恐慌的含義
媒介恐慌研究的開端和經典案例是20世紀30年代的廣播劇《火星人入侵地球》，該劇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演播時，引發了大范圍的社會恐慌，600萬聽眾中有至少100萬聽眾將其當成時事新聞，以為外星人從天而降，于是陷入極度的恐慌，驚恐萬狀地祈禱、躲藏、哭喊、四處逃散，導致了一片混亂。正如德弗勒和丹尼斯所說：“任何新生事物都會引起恐懼。……像許多其它社會變革一樣，大眾傳播的發展引起了廣泛的憂慮。”20世紀30年代，廣播對于人們來說還屬于一種新興的傳播媒介，一個廣播劇引發的恐慌，其實就是廣播這一新興傳播手段給人們心理帶來的憂慮和恐懼。因此，傳播史上的著名魔彈效果論，從受眾的角度來解讀其實就是媒介恐慌論。但此時，有關媒介恐慌論的研究顯得零散而缺乏系統。
2001年“9.11”事件之后，全世界的媒介焦點都集中在具體的災難事件中，各大媒體充斥著連篇累牘的恐怖事件報道和驚心動魄的視覺刺激，給美國甚至世界人民帶來了嚴重的恐慌情緒。至此，媒介恐慌論逐漸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不少國際會議都將媒介與恐慌列入了討論范疇，有關媒介恐慌的研究逐漸成熟和深入。
國內研究媒介恐慌的學者可謂鳳毛麟角，邵培仁教授是國內第一個研究“媒介恐慌論”和“媒介恐怖論”的學者。他認為，媒介恐慌論是指媒介在對社會恐慌事件進行大規模報道的過程中會導致產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現象或恐慌心理的媒介理論或受眾理論。由此可見，媒介恐怖論是一種社會心理以及受眾心理的研究，這種媒介恐慌心理的形成需要諸多誘因以及一個完整的過程。因此，要達到消解媒介恐慌的目標必須首先了解媒介恐慌形成的條件。
（二）媒介恐慌的形成條件
從媒介恐慌的含義中可以看出，媒介恐慌的形成具有三個必要條件：
首先，媒介恐慌的產生前提是社會恐慌事件。媒介恐慌論中社會恐慌事件的主體是突發性公共事件，即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生態環境破壞和嚴重社會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緊急事件。它主要包括四類事件：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以及社會安全事件。日常生活中，人們十分關注突發性公共事件，并極易受相關信息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是此類事件不僅與人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有時甚至還會危及人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因此，社會恐怖事件緊急性、相關性、危險性等特點使其極易引起大規模的恐慌情緒和社會騷亂，尤其在我國，各種體制和法律還不健全，應對社會恐怖事件的能力有限，更易引發意料之外的突發性事件，媒介恐慌的原材料即來源于此。
其次，媒介恐慌的形成動力是恐慌事件的大規模報道。除了媒介恐慌的表現者——受眾之外，媒介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主角了。正是媒介對社會恐慌事件的大規模報道才使得受眾感受到了周遭的無形的壓力，從而形成可怕的集體恐慌情緒。如若不是親身經歷，絕大多數普通百姓都會從媒體上尋求相關信息，了解事件的最新動態、采取必要措施，并以此確認和確保自身及社會的安全。受眾的這種心理和社會根源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大眾媒介對社會恐慌事件的挖掘和報道。可見，受眾需求與新聞報道是互為因果的關系，兩者極易在彼此間產生直接影響。吸引受眾、提高收視（聽）率、追求經濟效益，這些就是當今媒體不顧一切大規模報道社會恐慌事件的最為重要的原因。
最后，媒介恐慌的最終結果是更多恐慌的產生。如果受眾具備較高的媒介素養，能夠辨別媒介信息的真偽和虛實，那么就能夠從主觀上抑制媒介恐慌的產生。在媒介對社會恐慌事件進行報道之后，不會產生更多的恐慌情緒。但事實并非如此，多數受眾并不具備對不良媒介信息“免疫”的能力，往往會不自覺地被媒介報道左右，將報道中的恐慌情緒植入內心，導致更多恐慌的產生，最終形成嚴重的大規模的媒介恐慌現象。
二、新聞報道與媒介恐慌
新聞報道究竟是如何導致受眾的媒介恐慌的？我們可以從一個具體的案例中看出些許端倪。2008年6月初，杭州出現了排隊購買玉米窩窩頭的現象，菜場旁一個專賣玉米窩窩頭的小店，一天就能夠賣出三四千只的窩窩頭。僅僅半個月后，即6月中旬，杭州《都市快報》一篇《紅遍杭城的玉米窩窩頭遭消費者質疑》的報道，將小小的玉米窩窩頭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次日，杭州城內排隊購買窩窩頭的現象幾乎消失，窩窩頭銷量急劇下滑。此后，杭州市的各大報紙、電臺等紛紛對玉米窩窩頭的原料和配方提出了質疑，杭州市工商局及質量技術監督檢測院等部門對窩窩頭進行了檢測，查出了原料中違法添加的檸檬黃色素成分，由此迫使杭城60家窩窩頭店有三分之二被淘汰出局。
杭城玉米窩窩頭的“色素門”事件，向我們再次證明了大眾媒介在公共事件中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一篇幾百字的報紙文字報道、一段一兩分鐘的廣播或電視報道足可以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引起軒然大波，甚至能夠由此導致一個行業的土崩瓦解。運用不同的媒介尋求信息，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主要手段，人們對媒介的依賴越深，就越容易受其信息的感染，也越容易引發規模性的恐慌心理。給社會帶來恐慌情緒并不是新聞報道的應有之意，消除疑慮、服務大眾、服務社會才是新聞工作者的最終目標。但為何眾多新聞報道所帶來的，會是受眾無休止的恐慌情緒呢？受眾自身媒介素養的亟待提高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在筆者看來，新聞報道的尺度和方式的轉變才是重中之重。
還以窩窩頭事件為例，雖然經過媒體的曝光和質檢部門的檢驗，眾多違法窩窩頭攤點被強行關閉，各大媒體似乎順利完成了“客觀報道事實，維持社會穩定”的偉大使命，但事實果真如此嗎？“色素門”事件之后，人們對窩窩頭的熱情似乎一下子淡了，不僅窩窩頭的賣主急劇減少，食客的數量也遠不及當初，媒體帶來的窩窩頭恐慌依舊存在。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媒體“虎頭蛇尾”的報道方式。從6月至8月的報道中，對窩窩頭的“問題”報道數量遠遠超過了“整改”報道數量，同時，整改后的報道也多以單獨的現象描述為主，如7月7日《杭州日報》圖片新聞：《窩窩頭也打“透明”牌》；8月1日《錢江晚報》新聞：《老店新開又見排長隊窩窩頭這回不帶“色”》，缺乏對整改后的放心生產以及行業狀況的整體關照和調查，后期報道明顯不足。二是媒體過于主觀的報道內容。筆者發現，在所有有關窩窩頭的報道中，無論是問題窩窩頭生產者還是正規窩窩頭的生產者，都處于被動的“失語”狀態，在相關報道中沒有享受到應有的話語權，既不能辯解，也無法正名，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受眾對窩窩頭的恐慌心理。
回顧以往食品安全等公共事件方面的報道，我們發現，媒介的新聞報道往往過多地專注于“問題”本身的爆料，以此吸引受眾和消費者的眼球。由于過分急于尋找“問題”，缺少細致的調查和斟酌，導致許多突發性的公共事件報道的片面和失真，在受眾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如2007年的“蕉癌”事件，就是由于一些媒體倉促式的夸張煽情報道而導致的。此外，為了遮蔽事實，突發性事件新聞報道所表現出的“模棱兩可”或“含糊其詞”的態度，也會導致嚴重的媒介恐慌，2003年SARS事件的前期報道就屬于這一類。而更有甚者，直接捏造虛假的恐慌事件吸引受眾，“紙餡的包子”就是一例。
對于突發性公共事件的報道難度較大，新聞工作者不僅需要站在較為客觀的角度觀察、調查問題，還應該盡力避免上述報道中出現的各種不良傾向和方式方法，明確新聞中哪些該報道，該報道多少，該怎樣報道，為新聞報道制定一個“度”。新聞報道的“度”把握不好，媒介將會過多地陶醉于爆料的“成就”或“成果”之中，也就無法起到消解媒介恐慌和穩定社會秩序的終極目標。
三、在新聞把度中消解媒介恐慌
我們知道，社會恐慌事件、媒介對恐慌事件的大規模報道、報道產生了更多的恐慌現象，是媒介恐慌形成的三個必備條件，任何一個條件的缺失都無法形成大規模的媒介恐慌。因此，從理論上講，我們至少有三種方法來消解媒介恐慌：第一，在源頭上，減少社會恐慌事件。第二，在過程中，改進媒介的大規模報道。第三，在終點上，避免更多恐慌的產生。方法一和方法三，主要從突發性事件的預防與受眾的媒介素養方面尋找消解媒介恐慌的方法，這兩者都不是本文闡釋的重點。本文主要從方法二——媒介報道過程中，總結出消解媒介恐慌的具體原則和方法。
恐慌事件發生后，媒體需要改進其對于恐慌事件的大規模報道，以調整新聞報道方式為手段，從而達到消解受眾的恐慌情緒的目的。這并不是說要一味地限制媒介對于社會恐慌事件報道的數量，而是要從新聞報道的數量、質量、角度、尺度等諸多方面進行協調，以此推動新聞報道的改良和進步，將受眾從無休止的恐慌報道中解救出來。
第一，把握恐慌事件新聞報道的數量，防止“新聞麻木癥”。所謂“新聞麻木癥”是指新聞媒體在過多地報道社會恐慌事件之后，進入的一個報道緩進、態度麻木的階段。雖然社會恐慌事件遠未解決，甚至是死亡人數還在不斷增加， 報紙不寫了，媒體不報了，受眾就以為恐慌事件消失了，造成了“世界太平”的假象。“SARS病毒會存在于人類社會很長一段時間，也許一百年都不會消失，就像AIDS、肺結核及漢他病毒（新黑死病，也是一種鼠疫）一樣，都將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各位不妨上網去查查，全球AIDS病人數的增加速率一直沒有減少，每年穩定的增加幾十萬人，但為何媒體不再提了？因為‘新聞麻木癥’。”
媒介對恐慌事件無休止的狂轟濫炸，會導致受眾情緒的極度緊張和恐慌，“其實，最后人們發現，事件導致人員死亡的數量遠比當時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數少，而且涉及的范圍也不大。但是，當一個地方出現這一事件，或者當一個 ”然而，一旦媒介報道的數量隨著事態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達到了一個飽和的“度”，媒介就會進入麻木階段，制造安定和平的假象，受眾從媒介中接受了虛假的“現實”，恐慌情緒自然會消失，但必要的保護措施和警惕心態也會放松和麻木，導致比恐慌更可怕的毫無防護的“無知情緒”的形成。
第二，把握恐慌事件新聞報道的質量，防止“新聞變質”。從本質上來說，任何新聞都是消除公眾不確定性心理的信息，消除公眾對公共事件的疑慮和不解，是新聞服務大眾的最基本的目標。同其他社會事件相比，社會恐慌事件具有突發性、緊張性、不確定性等多變的特征，在如此多變的社會事件中，媒介找到了報道的熱點，而受眾也開始不斷尋求媒介的幫助以確保自身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媒介的報道很容易被受眾接受，同時，為了吸引更多眼球，媒介中的新聞也很容易變質。京城虛假的“紙餡包子”為什么能出籠？臺灣的“腳尾飯事件”為何能夠迷惑眾多媒體？那是因為，媒體的新聞策劃過了頭，對于荒誕、假、丑事件的一味追逐導致了新聞變質，變質后的新聞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新聞，而是由媒體導演出來的一場戲劇，受 此外，對社會恐慌事件的遮蔽和模糊報道也是新聞變質的一個主要表現。SARS前期的新聞報道非但沒有起到解除受眾疑慮的作用，還引起了大規模的流言傳播，當時的SARS新聞完全變了質，不再具有可靠性和參考價值。由此可見，真實、準確、及時是恐慌新聞應該始終遵循的品質原則。
第三，把握恐慌事件新聞報道的角度，防止“主體缺失”。新聞報道的角度指的是報道的切入角度，也就是報道者堅持客觀性的原則，從不同主體的角度對事件進行全面報道。對新聞角度的把握，是對新聞報道全面性提出要求。社會恐慌事件中，往往具有一個以上的報道主體，一般說來，在選取角度進行報道時，有關第一主體的報道數量會比較多，也比較詳細和全面。
杭州6月的窩窩頭事件中，消費者是此次食品恐慌事件的主體，為了維護消費者的權益，大部分的新聞報道都從受眾的角度出發，對窩窩頭攤點進行了質疑、檢查、批評和監督，但我們忽略了事件的第二主體，那就是各窩窩頭攤點的店主們。如果我們故意造成第二主體的缺失和失語狀態，就會在消費者當中造成不公平的判斷，使消費者誤認為所有的攤點都是違章、違規攤點，攤? 為了消除誤解，媒體應給予第二主體以同樣的機會在報道中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是辯解還是道歉，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受眾的疑惑，媒體也能夠真正做到公平與公正，達到行業和社會的共贏。同理，在地震災害中，新聞報道不僅要關注逝者，同時還要關心生者；在疾病報道中，病人、家屬和醫護者都應是我們的關注對象……在恐慌新聞中，雖不可能也沒必要形成主體報道絕對平衡的狀態，但我們必須努力杜絕“主體缺失”的現象，要使每個人都具有言論和表現的自由，使媒體真正成為平等自由、公平公正的典范。
第四，把握恐慌事件新聞報道的尺度，防止“恐慌塑造”。媒體的權利就是“客觀報道新聞”，媒體具有特殊的話語權，也具有監督社會的職能和權利。正是媒體的這些權利，使其能夠在恐慌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內進行報道，并督促相關部門采取必要措施。但新聞的“客觀性”要求媒體不能超越報道的尺度，有意識的塑造恐慌，如對電視畫面進行有意識的拼接以及推波助瀾式的旁白，或者是文字報道中涉入性極強的“你”、“你們”、“你我”等第一人稱或第二人稱的敘述方式以及過多負面詞匯的使用等，都會導致“超真實”情境的呈現，無形中塑造了恐慌情緒，受眾難免會陷入其中。2007年的“蕉癌”風波中，部分媒體的煽情報道直接誘使了受眾媒介恐慌的產生，“部分媒體的報道稱香蕉‘巴拿馬病’不但是癌癥，也是香蕉世界的SARS”。媒體這種對于香蕉恐慌的塑造，雖然在短期內爭奪了眾多受眾的眼球和寶貴的注意力資源，但也同時帶來了海南香蕉產業受挫的嚴重后果。“蕉癌”風波使媒體從煽情的“大尺度”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訓。
把握新聞尺度的最好方法，就是用事實說話，盡量不要添加主觀評判和戲劇化的表述，在報道某些敏感問題時，必須充分認識受眾心理的解讀習慣與承受能力，從而避免誤導消費者，或是造成媒體“未審先判”的“越權”行為。要從源頭上消除媒介恐慌，就應該從媒介自身出發，消解其內部制造恐慌的要素，把好信息制作的關口。必須保證將尺度適中、有理有據的事實公布于眾，也只有如此，我們才有希望將受眾對于突發事件新聞報道的恐慌情緒降到最低點，消解媒介恐慌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公務員之家
媒介恐慌的形成因素眾多，而對于恐慌事件的不當的新聞報道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為了消解受眾媒介恐慌的情緒，我們必須從新聞報道方式上入手，嚴格控制恐慌消息的來源，將最為準確、全面、及時的信息傳遞給受眾。在恐慌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進行新聞報道，是新聞媒體的職責所在，而在此過程中把握好恐慌事件報道的數量、質量、角度和尺度，則是媒體對于受眾的責任。把握好恐慌事件新聞報道的“度”，消解受眾的媒介恐慌，是媒體報道社會恐慌事件時需要遵循的一貫原則，也是形成良好社會氛圍的重要途徑。
[注釋]
[1][美]德弗勒、[英]丹尼斯：《大眾傳播通論》，顏建軍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頁。
[2]邵培仁：《媒介恐慌論與媒介恐怖論的興起、演變及理性抉擇》，《現代傳播》2007年第4期
[3]來源：中公網，《突發公共事件：08申論熱點》
[4]林晗：《杭州人排隊買窩頭》，《都市快報》2008年6月7日，財經新聞版
新聞報道 5
［論文內容摘要］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促進社會和諧”“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任務。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無論是總理做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是許多代表參加的“討論發言”，都十分重視并且熱議著“民生”的話題。可見，民生的改善是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關鍵。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要充分發揮民生新聞報道的輿論導向作用。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應以黨的十七大報告的內容為指針，確定好民生新聞報道的重點。
新聞性（精選7篇）
無疑，民生的改善是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關鍵。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要充分發揮民生新聞報道的輿論宣傳導向的重要作用。在具體的新聞傳播運作中，要以黨的十七大報告的內容為指針，確定好民生新聞報道的重點。
一、民生新聞報道符合“以人為本”的時代內涵
關于民生新聞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和業內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在當前有關民生新聞的討論中，主要存在著“合一說”“平民說”和“群眾說”三種說法。這些說法，均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對其本質特征的某一方面進行了闡釋，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并沒有全面準確地概括好民生新聞的本質內涵。朱壽桐等人從民生新聞關注的對象、反映的內容、采取的視角和表現的價值理念出發，將其定義為：“以民眾的日常生活為主要內容，以民眾的人生訴求為基本出發點，以民眾的生存狀況為關注焦點，以民眾的視角表現民生價值和人文關懷的理念，從民眾的生存空間開拓資源的新概念新聞。”
民生新聞是富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的新聞樣態。作為新聞，它必須遵循黨和政府對于一般新聞的原則要求，體現新聞的黨性原則；同時，它又要突出民生，反映民聲，表達民心，體現出它不同于一般新聞的顯著特色。民生新聞的這種“民生內容、民眾視角、民本取向”的基本定位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時代內涵。進入21世紀以來，黨中央在指導思想上一直強調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民生價值，無論是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同志提出的“三為”方針（更? 我們的新聞業，尤其是公家的新聞媒體，更應該注重民生新聞報道，體現出重視個人的全面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這種深蘊時代內涵的民生新聞報道，符合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今日各家新聞媒體所報道的民生新聞來看，從新聞傳播這一特定的行業角度，正是體現了我們黨和國家政府的這一根本宗旨。
二、民生新聞報道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中的作用
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尤其是晚報、都市報這類適宜民生新聞報道的媒體，要自覺擔負起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責任。要深入基層了解社情民意，傾聽群眾的呼聲，及時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理順群眾的不滿情緒，充分發揮民生新聞報道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中的作用。
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比較常見的如干群之間的矛盾、消費者與商家的矛盾、個體企業主與打工者的矛盾等等。盡管大多數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如果不及時化解，把這些矛盾消除在萌芽狀態，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出現嚴重的后果，影響安定團結、影響社會和諧。所以，新聞媒體要利用民生新聞報道及時發現和化解各種矛盾，理順群眾的不滿情緒，化消極?
1.利用民生新聞報道，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由于一些人法律意識薄弱，受利益驅動，見利忘義，損害了群眾的利益，受到傷害的群眾心中不平，強烈不滿。如果不及時使矛盾解決，極少數人就有可能一時想不通而走向極端，造成嚴重后果。如果新聞媒體得知此類新聞線索或得到他們的“投訴”后，及時利用民生新聞輿論監督的力量，取得社會各界的支持，與有關部門配合，使群眾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那就可避免矛盾激化，不至于出現不和諧因素。如《燕趙都市報》接到群眾“一打工妹被個體老板剃了陰陽頭遭到人身侮辱”的投訴后，將個體老板的不法惡行予以曝光，執法部門對惡老板予以懲處，為打工妹伸張了正義，并對打工妹進行了妥善安置，避免了不良后果。又如他們接到群眾投訴，利用輿論監督的力量，成功解救了被困在外地的受傳銷所騙的群眾，避免了惡性事件的發生。群眾的合法權益得到了維護，也就理順了情緒。這樣把不安定因素化解在基層，對社會的穩定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像一些群眾受騙受欺，把一些心中的不平反映到新聞媒體，該媒體組織派人調查核實，將事實真相予以公布，批評了不良行為，也讓這些群眾出了口怨氣，得到了宣泄，心理上得到了安慰，便可以化解許多矛盾。
2.利用民生新聞報道，消除群眾的各種疑惑。喻國明教授把新聞媒體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劃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是“解氣”的時期，90年代是“解悶”的時期，進入2l世紀是“解惑”的時期。改革開放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業，也是走別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實行改革開放，會涉及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甚至在一些很是特殊的時候，相當一部分群眾對社會轉軌過程中的各種變化（譬如政策的調整或新規定的制定），由于一時不理解，或從局部利益出發，產生了不滿甚至對立情緒。如果不及時理順這些群眾的情緒，就會影響社會和諧。這就要求新聞媒體要發揮民生新聞報道聯系群眾的優勢，針對群眾的不滿情緒，多做宣傳解釋工作，讓群眾了解新的政策調整、采用新規定的意義，解除群眾的疑慮，消除群眾的困惑，使群眾心平氣和。
如國家“房改政策”“醫保政策”的頒行，新聞媒體就宜用大量篇幅進行宣傳，解答群眾的各種疑問，群眾心里清楚了，疑慮消除了，就會轉向支持和配合。又如城市整容，必然使馬路邊上的攤販產生怨言，新聞媒體要多做宣傳解釋工作，取得廣大群眾的理解與支持。另外，新聞媒體也要為群眾開辟“來電來信”“百姓心里話”等欄目，讓群眾有反映意見、抒發心聲的地方，這也是理順群眾情緒的一種有效途徑。
由此可見，新聞媒體所做出的民生新聞報道，應從民生角度悉心解讀我們黨和政府的政策，盡可能地滿足民眾思考、行動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從民生的角度詮釋“國計”，關注政策影響下的社會生活狀態，更好地服務大眾。
3.利用民生新聞報道，揭露消極腐敗現象。廣大群眾對腐敗現象，社會不良風氣、壞人壞事極為不滿。新聞媒體要與紀檢、監察、執法部門密切配合，不斷揭露消極腐敗現象，揭露壞人壞事，使腐敗分子、壞人惡人受到懲處，讓群眾拍手稱快。群眾消了氣，去掉了堵心的事，才能促進社會和諧。
化解社會矛盾時，新聞媒體既應重視主要矛盾，又不可忽視次要矛盾。看似是生活中的平常小事、細小糾紛，但總有人有“不平”、有痛楚，因而應讓群眾有苦有處訴，問題有人揭，困難有人幫，要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如一家小店與周圍住戶因“采光”產生了矛盾，投訴到報社，如果不管，最后可能鬧到打架斗毆或到法院打官司。報紙干預了，批評小店不應影響住戶采光，結果小店進行改建，把矛盾解決了，小店主和周圍住戶雙方也就相安無事了。現在許多為難事、不平事、不順心的事，就是因為沒人問、沒人管，所以群眾才產生一些誤解，甚至還會產生比之以前還要激烈的矛盾心理，從而引發一些難以預料的重大事件。如今，許多新聞媒體都設立了“新聞熱線”“全天候”地接受群眾的來信來電來訪，群眾把新聞媒體當成他們傾吐心聲、抱怨不平、尋求公平、討回公道的地方。這就說明了新聞媒體采寫的民生新聞報道確實有一定化解矛盾的威力，也說明了新聞媒體在具體的新聞傳播實踐活動中為化解社會矛盾、理順群眾情緒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群眾的肯定，獲得了群眾的信賴。
當然，任何新聞媒體在利用民生新聞報道為大眾服務時，都要注意策略、把握時機。一是要加強社會性合作。記者不是法官，也不是裁判員，在采訪報道中所遇到的許多問題，須由執法部門配合，最終才能解決。二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一些涉及面廣、錯綜復雜的現象，新聞媒體要慎重行事，不能盲目干預，輕易表態，以防事態擴大，干擾大局。因為有的矛盾需要內部解決，有的矛盾解決需要時間，需要做深入細致的工作，不可操之過急、匆忙行事。三是正確對待群眾性行為。如群眾上訪、請愿等，記者不要盲目參與，否則會火上澆油，幫倒忙，給各級領導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四是解決矛盾要有始有終。對一些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要耐心向群眾做解釋報道，或請有關部門對群眾有所答復，不要有頭無尾，不要讓切盼很快解決問題的群眾大失所望。
三、對于民生新聞報道之重點的確定
民生，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動態性表征，其內涵隨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現在人們熱議的民生話題，已不是單純的百姓衣食住行的問題，而是與社會和諧、國家發展、人民幸福關系更加密切的現象，涉及到接受教育、勞動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社會管理等相當突出的社會生活層面。這些關乎社會民生的話題給新聞媒體開展民生新聞報道提供了新聞線索和豐富資源。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應根據以下六個方面的內容來確定民生新聞報道的重點。
1.重視教育報道。“教育是民生的基礎”，是社會和諧的根本大計。教育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對于提高人民的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是黨的十七大報告的重要內容之一。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應加大教育新聞的報道力度。如報道教育結構優化的問題、教育觀念更新的問題、考試招生制度及教學質量評價制度改革的問題、公平教育、教育收費、助困體系建設等問題。
2.重視就業報道。“就業是民生之本”，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只有“耕者有其田”，才能饑者有其食、寒者有其衣。就業是人民群眾生存生活發展的基本前提，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所在。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應加大就業問題的新聞報道力度，大力宣傳國家實施的積極就業及自主創業政策等。如大力報道高校畢業生、退役復轉軍人、新增勞動力的擇業、就業、自主創業實際情況以及國家對農民工的善待政策、國家對困難群眾的援助措施等實際情況。
3.視收入分配報道。“收入分配是民生的源泉”。收入分配是人民群眾休養生息最為直接的物質來源。只有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體現社會正義、公平合理，人民才算真正當家作主，改革發展成果才算讓人民共享，人民群眾才會以更大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去“奔小康”。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和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那些處于低收入水平的弱勢群體難免會有消極情緒和挫敗感，他們會懷疑我們的政策、制度和措施，質疑我們行進的路向、目標和前景。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離不開各地新聞媒體的民生新聞報道。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應大力報道我國的社會制度及收入分配制度，宣傳各地所做出的縮小收入差距的種種努力，以消除人民群眾內心的積怨。
4.重視社會保障報道。“社會保障是民生的依托”，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我們所做的關于民生新聞報道，應注意宣傳已在逐步形成并且日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實際情況，使大家對生產生活有安全感，體會到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所做的事情，都是為他們辦的好事、實事，讓他們由此感受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應大力報道全國各地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民群眾感到一種“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安全感。如大力報道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殘疾人事業、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等內容。
5.重視醫療衛生報道。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事關千家萬戶。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應大力報道城市和農村現行的醫療衛生制度。如大力報道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食品藥品安全檢測、突發性或流行性病害預防等以及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檢測、咨詢服務等情況。
6.重視社會管理報道。社會管理是維護社會和諧、安定團結的必要手段，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前提。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應大力報道我國的社會管理狀況。如報道信訪制度、特大安全事故的調查、處理以及整治城鄉社會治安秩序、限制特殊時段的糧油食品價格等活動。
總之，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新聞媒體應充分發揮民生新聞報道在推動和諧社會建設中的輿論導向作用，以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為依據，確定民生新聞報道的重點，做好、做快民生新聞報道的本職工作。
參考文獻：
新聞性（精選7篇）
2.朱壽桐：《民生新聞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新聞報道 6
【關鍵詞】犯罪新聞報道犯罪心理
一、犯罪新聞報道的雙重效應
1.正面效應
(1)領域的廣泛性。隨著社會的發展，媒體的關注從單一的政治相關事件拓寬為各種違法犯罪現象，呈現多元化趨勢。(2)報道的深入性。隨著輿論監督功能的加強，犯罪新聞報道的數量和分量都得到大幅提升，強有力的震撼犯罪分子，彰顯社會主義法治的威力。(3)報道方式的引導作用。犯罪新聞的主要報道角度是公檢法在案件破獲過程中的英勇忘我、群眾的態度、對罪犯的懲戒、罪犯的后悔等等，注重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4)報道的主動性增強。新聞記者主動進入案件調查過程，以報道推動法制建設。
2.負面效應
“傳媒之所以熱衷于報道犯罪，主要原因就是犯罪新聞容易獲得受眾的關注，對他們更有吸引力。犯罪新聞報道往往具有曲折的情節、暴力的色彩，因此比之其他新聞有著更強的故事性、刺激性和娛樂性。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又使它在描繪犯罪尤其暴力犯罪帶給受害者的嚴重后果上，比之虛構的影視文學作品有著更強的震撼力。傳媒為了實現其經濟效益，不惜用大量珍貴的版面和黃金時間不厭其詳地突出報道形形色色的案件。這種過于追求經濟效益的行為往往使犯罪新聞的傳播發生偏失走入誤區”。在經濟效益的驅動下，犯罪新聞報道也不可避免的對真實社會現象有所扭曲：對于惡性案件的過度渲染、突出殘忍情節、披露案件相關人員個人隱私等。
二、犯罪新聞報道對犯罪心理的雙重影響
1.正面影響
(1)對犯罪嫌疑人犯罪心理的正面影響
犯罪心理的偏執表現為犯罪嫌疑人觀察事物和考慮問題的單一性。即他們容易將多元簡化為一維、將自我放大到無限、將犯罪作為解決問題或矛盾的唯一方法。許多被捕后的犯罪嫌疑人經過司法人員的教育后能夠痛改前非，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員的認真教育讓他們看到了問題的全部，使他們幡然醒悟。若事前能夠讓犯罪嫌疑人全面地考慮問題，就可能預防犯罪事件的發生。媒體就能夠肩負此任務。因為犯罪心理的隱蔽性使其身邊的人無從知曉其犯罪動機，但是通過犯罪新聞報道，犯罪的反社會行為和心理不可能得到主流意見的認同，在從眾心理的影響下，犯罪嫌疑人將感受到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同時全面的犯罪新聞報道可以給犯罪嫌疑人一個全面看問題的機會和途徑，重新認識分析自己行為的正確性。而警方偵查力度的加強，能夠及時地偵破犯罪事件，使犯罪嫌疑人得到法律嚴懲，犯罪總體而言是失敗的。對一些極其重大的惡性案件偵破的匯總報道，等于給潛在的犯罪嫌疑人一個警告：鋌而走險是沒有出路的，從而打擊他們的僥幸心理和仿效心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可能出現良性轉變，反思其行為的惡性，?
(2)對被告人犯罪心理的正面影響
進入刑事訴訟階段后，犯罪嫌疑人被稱為被告人。由于在被起訴前，大多數犯罪嫌疑人會經歷畏罪潛逃、被逮捕、羈押、審查起訴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在此期間行為人的心理壓力
(3)對社會普通受眾的正面影響
犯罪是社會的毒瘤，社會以極大的法律威懾和道德譴責抑止犯罪行為的發生，這就給犯罪人造成了無法消除的心理壓力。因此，對刑罰的恐懼感、意識中的是非觀念、情感中的道德感、理智感、社會責任感便轉化匯聚為一種抵制犯罪沖動的罪惡感。罪惡感是一種抑止犯罪動機，以減力性出現的情感，是扼制犯罪的力量。
通過準確的犯罪新聞報道，社會受眾能夠及時了解最新的犯罪事實，緩解因為不明所以而造成的一些緊張、猜疑、造謠等負面情緒的產生，營造一個良好的懲惡揚善的環境。
2.負面影響
由于對“言論自由”和商業利益的過度追求，使得某些重大、惡性或者新型案 在西方，這樣的一種情形被稱為“報紙審判”或者“媒體審判”(報紙審判是指在法院還沒有作出判決以前，新聞媒介就對犯罪事件和嫌疑犯進行帶有偏見或暗示嫌疑犯有罪的報道，從而影響到法庭的審判和公眾對犯罪事件和嫌疑犯的看法)。
對于社會過度關注型的犯罪新聞報道，主要會對犯罪心理產生以下負面影響：
(1)犯罪嫌疑人、被告 對于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當由法官通過正當的程序作出。社會大眾無法理性公正地站在法官的角度對一個行為作出合法或者非法的評價。但是社會輿論的主流觀點會產生一種導向，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自己行為的一種合法的肯定，從而削弱其內心的罪惡感，甚至可能會有一種“沾沾自喜”的情感產生，認為自己的支持者眾多，行為的合法性已經獲得社會的承認，刑法不能對其進行制裁，可能會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坦白、不認罪，減低訴訟效率、增加司法負擔。公務員之家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不認罪態度，會與社會主流輿論相互呼應，更進一步加強主流輿論的效果，而產生模仿行為，對于整個社會風氣的良性發展不利。對于有著犯罪傾向的潛在犯罪人而言，由于當前我國對于犯罪新聞報道沒有專門的規章制度調整，一些非主流的報紙、網站為了提高利潤、點擊率，會通過某些不當手段獲知比較隱秘的偵破信息而予以皮率，使得犯罪分子能夠通過犯罪新聞報道獲取自身犯罪所需要的信息，加以利用，完善自己的犯罪計劃。
參考文獻：
新聞報道 7
一、與新聞干預相關的新聞事件
最近幾年，在電視新聞采訪活動中，由于電視媒體片面追求新聞效果，對新聞事件當事人造成各種傷害，甚至影響正常司法判決的案例越來越多。2011年11月初，各種版本的關于某市聯防隊員入室強奸，丈夫卻躲入隔間避難的視頻一經公布，各大電視臺紛紛進行跟進報道。當案件進入司法階段，司法結論尚未得出前，電視新聞報道已經開始了自己的道德審判。某電視臺記者在采訪中，對這個在妻子被強奸時沒有出來施救的男人說“你太懦弱”，是個“懦夫”。個別新聞欄目記者直接引用報道聯防隊員的說法，說被害人和聯防隊員是通奸等沒有經過司法認定的供詞，對受害方造成了精神上的打擊。在后來的電視新聞報道中，某電視臺播發了事件發生的過程。節目的最后一個鏡頭是直接拍攝了受害人家的地址和店面，而沒有做任何畫面處理。并且將大大小小的攝像機，各式各樣的話筒臺標，無所顧忌地擠在這間出租屋的床前，伸到一個已經傷痕累累的女人面前。被害人恐懼地蜷縮在被子里，各種問題一股兒腦地向這個受傷的女人砸來！在整個事件中，這對可憐的夫妻兩度遭受侮辱。一次，是聯防隊員無情地對受害人的施暴；另一次，則是電視新聞報道失當，而對受害人造成新聞暴力，媒體審判。在這一事件報道中，電視新聞記者沒有很好地保護被害人的隱私，過早地表達新聞欄目自己不恰當的觀點，對已經進入司法調查階段的案件，進行媒體審判，造成了電視新聞報道的負面影響、新聞倫理的缺失，也動搖了人們對于電視新聞報道的權威性認同。
二、電視新聞報道的負面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