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一生沒有別的嗜好，就愛喝點小酒，但絕不酗酒，尤其是對下酒的菜，他更不講究，似乎只要是脊椎動物能吃的東西，都可以成為他的美酒伴侶。當然這個“美酒”，也只是心理范疇的意義而已。事實上，在我的印象中，父親所喝的酒，大多是普通的白酒，盡管他的身份在一個縣城來說還不算普通：他當過好幾任局長。
我從少年開始，就對父親的下酒菜很是不屑，那不過就是些落花生豆腐干之類，如果還有牛肉干或開個罐頭，那就算非常高檔而奢侈的了。喝酒的環境也很簡陋，通常就在自己的宿舍里，跟幾個同事或朋友們，扯兩把椅子就當酒桌，甚至不用筷子；酒杯也是臨時湊合來的，形狀和大小也不統一，有時干脆用碗；花生們隨意地擺放在報紙上，就那樣邊吃邊喝邊聊。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物質生活還十分蒼白，但人們的精神狀態似乎卻很色彩。好幾次我下了晚自習回去時，就碰到父親和他的三兩個朋友在宿舍里這樣簡陋地喝酒，甚至還饒有興致地拉起二胡來。我不明白為什么那時候的機關干部，很多人的家庭都是兩地分居，而且還以此為榮。他們不但沒有不滿，反而始終是一副樂天知命、笑呵呵的樣子——也許他們的某些情緒，就在這樣的淺飲低唱中無形地消融了吧？因而下酒菜什么的，也就并不重要了——那時的我自然不能理解那么多那么深，只是從一個少年的虛榮心出發，覺得這樣的下酒菜，對他們這些“當官的”來說，實在有些寒磣。
我人生中親手給父親“貢獻”的下酒菜，也許就是干魚。那時候的環境污染還幾乎沒有，河里的魚兒既多且香。每到暑假，回老家下河弄魚便是我最大的愛好和娛樂。弄到魚后，就開膛破肚洗凈，抹上鹽巴，用柳條或鐵絲穿起，掛在樹上，或者干脆就直接放到河邊的大石上面，讓夏日的太陽暴曬和風吹，幾天之后就變成了香脆的干魚。魚多，下河弄魚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每次徒手而去都會滿載而歸。這樣一個夏天的積累，那干魚的數量就非常的可觀。這些干魚或者被父親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朋友，或者被母親做成噴香酥脆的油炸面魚兒，作為一道特殊的美味佳肴，給父親下酒。看到因工作原因難得回家的父親小口地抿著包谷酒，再有滋有味地嚼著干魚的那個享受勁兒，我就油然升起一種滿足感和成就感。我這種不用花錢就能為父親獲得下酒菜的行為，自然也得到了母親的贊同。當然，我也會因此獲得“獎賞”，那就是父親買回的幾本小人書。要知道在那個物質條件和文化生活都十分匱乏的年代，有小人書看，就是最大的快樂和享受。這種享受，也許絲毫不亞于父親就著油炸面魚兒，瞇著眼睛，有滋有味下酒的小飲。
后來我們全家都搬進了城里。隨著社會的開放和進步，物質條件都不斷地改善了，但父親酒雖然還是在喝，對下酒菜卻依然不講究。他一個人在家喝的話，只需有盤油酥花生米，甚至是幾瓣生大蒜就行了。我那時也并不沾酒，家里其他人也不喝。父親當然也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跟同事或朋友們一起在單身宿舍喝酒了。因而他之飲酒，似乎就顯得沒有什么勁頭兒，大多時候就是一個人悶頭獨飲。偶爾家中來客，若剛好碰到吃飯，他也不管別人吃了還是沒吃，桌上有菜還是沒菜，硬是熱情萬分，強拉別人坐下，同時還忙不迭地吩咐我們去拿筷子杯子，非得與之共飲幾杯而后快。我那時年輕虛榮，覺得他這樣做，很是有失一個局長的矜持風度，頗不以為然；尤其覺得讓外人看見他身為一個局長，下酒菜竟是那么簡單，也格外丟份。但現在的我，似乎理解了他一些。也許這種“過度”熱情的背后，未嘗不折射著他的某種寂寞？可惜那時我們這些做子女的，大都缺少一顆對老人體察的心。如果你只關心他的下酒菜而沒關心他的其他，這絕對是一種失職。
父親退休后，身體變得十分衰弱，后來被查出是帕金森氏癥綜合癥。老人家的酒，就明顯喝得很少而終至于無，下酒菜自然也就更不需說了。縱觀他這一生，雖然勉強算個酒客，且略有身份，但他老人家的下酒菜，實在是擺不上桌面啊！我有時候回想起來，不免為自己汗顏，但在此前，卻真的就沒有那么細心體貼地去關注過他。也許我可以為自己找到一百個忙碌的借口，但為什么就沒有輕聲地問過他一句：爸，除了花生豆干，你還想吃點其他啥子下酒菜？
我最后一次給父親的“下酒菜”，也不是什么海味山珍，而是一本書——當然，是我自己寫的一部出版不久、入圍了四川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我把它和酒杯鄭重地放到父親的面前，但我不知道，老人家是否還能夠品味到這份特殊的“貢獻”？因為這時的他，已經化為一抔骨灰，靜靜地躺在公墓里面了。
父親是在那年夏天去世的，那時我不在老家，尚在成都廝混。據母親講，父親走得很平靜，事先毫無征兆。早上還吃了一口母親下的面條，之后就忽然不行了。母親后來對我們這樣感慨道：盡管你們的爸沒有給你們留下什么財富，但他也沒拖累到你們啊，他是說走就走了！
我留下了父親的酒杯。杯中雖空無一物，但我卻分明感受到它的份量。因為，它盛滿了一個別無所求的、簡單干凈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