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閆紅
高考季，各種奇葩新聞滿天飛，考生家長和廣場舞大媽兩支最強悍隊伍展開較量；考場旁邊的鐘點房要價兩千一晚上；因為電梯噪音影響考生休息，家長要求15層高樓住戶全部拾級而上；某縣城，考生家長對著佛像一步一叩頭，燒天價香……
從這些轟轟烈烈的新聞里，我看到的是兩個字：恐懼，我從沒有經歷過這種恐懼，在離它一步之遙時，我逃開了。
起初，是物理課上和老師的一個小小齟齬，下課時我做出了重大決定，退學。這是1994年初，我讀高二。表面上看，我是負氣離開，但我始終都明白，課堂上的這個小風波，不過是將長久的困惑推向緊要關頭。
從進入高中起，我都不太清楚我坐在這里干什么，以我當時偏科的程度，不大可能考上像樣的大學。接下來的情況可以推想；煎熬上一年半之后，拿到一個慘不忍睹的成績，再靠家人想方設法，進入某個末流大學讀個大專，出來，再繼續混慘白的人生。
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嘛，閱讀、寫作、去鄉間了解風土人情、打聽家族往事的細枝末節。我當時已經發表了一些作品，早想好了要當個作家，為什么還要在這里隨波逐流？
第二天，我沒有去上學，背著書包去郊外溜達，去某大學的閱覽室看書。記不得這樣的日子過了多久，好像也沒太久。當小城飄起了第一場雪，道路變得泥濘，我厭倦了那種東躲西藏的日子，心一橫，對我爸說出了真相。
我爸的反應應該不太嚴重，否則我不會這么沒印象。他勸了我一下，但我強調現在的情況，不宜再回學校。他思索了一下說：也好，你就在家里寫作吧。老爸工資一個月五百多元，還有稿費，還可以幫人打印材料掙點錢，再養活你20年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爸說，你還小，在家寫作不現實，還是應該去學校學習。要是覺得中學課程沒有意思，我們可以想辦法去大學旁聽。聽說有些大學開設了作家班，我托人打聽一下。
我于是先去了看書的那所大學旁聽，搬個桌子就進了歷史系的教室。同學弄不清我什么來頭，也不問，只是有次我說起害怕蠕蟲，同桌那個男孩說，我以為這世上沒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我和他接觸不多，我在他心中如此勇敢，大約與貿然出現有關。
如是過了大半年，有天我爸下班時，帶回一個信封，里面是復旦大學作家班的招生函，我爸說，他已經聯系過了，可以入學。我們這兩天就出發吧。
我們是在第三天出的門，那是我一生里坐過的，不，站過的最擁擠的火車，甚至不能將整個腳掌著地，更要命的是，隨時會有售貨員推著小車穿行而過，兩邊的人壓縮再壓縮，有人就踩著椅子旁邊某個可以搭腳地方，懸空而立，售貨員倒憤怒起來：“那里怎么可以踩？你看你像只蝙蝠。”
天亮時我們下了火車，坐公交車來到復旦大學，很快辦好了入學手續。我爸帶我來到宿舍，幫我安置了一下，便匆匆離開，奶奶身體不好，他當晚就要趕回。
那晚，對著窗外的風，我哭了。一方面是對在火車上受罪的父親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對于像夜色一樣深不可測的未來的恐懼。在家鄉小城時，我可以認為我的人生還沒有開始，只是個預備狀態，現在，人生正式啟動，我要赤手空拳打出天地，于窮途中開一條道路，我沒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寢室里住了6個女生，有學英語的，有學計算機的，還有兩個作家班的同學，都是文化局和作協的在職人員。每個人都像螞蟻，目標明確地忙著自己的事，我因此看上去非常奇怪，很少會有人真的將自己當作家來培養。
我去聽作家班的課，也去聽中文系其他班級的課。與小城那所高校不同，復旦大學老師開課非常自由，愿意講《論語》就講《論語》，愿意講老莊就講老莊，還有世紀初文學、魏晉文學等特別門類。想想看，我可以站在一長排的課程表前，按照自己的喜好，制訂我的特色菜單，這是多么奢華的一件事。
但人畢竟是復雜的動物，在這種如魚得水的學習之外，還有一件事，占用了我一半的精力，那就是恐懼。雖然我當時已經開始發表文章，但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不能讓我看上去像個作家。在當時，還沒聽說誰靠在家寫散文吃上飯，我爸是說可以養活我20年，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
許多中午，下課歸來，陽光還沒有化開，混混沌沌地飄在前面的路上。旁邊，一家面包店剛剛開爐，香氣炸開，蓬勃似有隱形的蘑菇云，這些統統讓我茫然。我在思考那個終極問題：我，向何處去。心里瞬間就像被蟲噬一樣變得斑駁起來。
結束了兩年的作家班學習，回到小城，這問題真切地逼到我眼前。我不是學成歸來，沒有錦衣可以堂皇地還鄉，我只是多發了幾篇文章，而這些，不足以讓我在小城里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
我多次寫過那種惶恐，很多夜晚，我睡不著，直到聽見雞叫，是另外一種心驚，我覺得我像一個女鬼，在光天化日下無法存身。但同時仍然在寫著，投向各個報紙雜志，上帝保佑，這些雖然不足以讓我在小城找到工作，卻讓我來到省城，順利地考入某家新創辦的報紙，做了副刊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