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一生中很少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節日，春節中秋，母親不過是全家人的勤勞而又體貼的“保姆”而已。至于“三八”節，身為農婦的母親更是“身在節中不知節”了。但據父親講，母親也曾經有過一次刻骨銘心的“三八婦女節”。
那還是大集體的年代，母親在生產隊勞動。雖然她個頭不高，身材也比較單薄，但干起活來絲毫不比那些身強力壯的婦女遜色。那時我家生活十分困難，父母上有長年患病的祖父母需要贍養，下有我們五個嗷嗷待哺的兒女。父親是個民辦教師，每月工資沒幾個錢。用母親的話來說，不拼死拼活地干，拿什么養活全家老小啊。每天一開工，母親總是重活累活搶著干，別人干活或是偷偷懶，或者悄悄地做點私活，母親從來不。她不僅勞動積極，思想也好，對集體的事就像對家里的事兒一樣上心。誰家有難事，母親也都有求必應，對隊里的兩個“五保戶”，母親更是經常前去照料。可不知為什么，隊里每年評“先進工作者”、“三八紅旗手”什么的，都沒有母親的份。這些榮譽不是被大隊書記的夫人拿去，就是由隊長老婆“掛冠”，盡管她們在勞動時“嘴勤身子懶”。隊里的婦女們為此都憤憤不平，但母親總是笑笑說：“我只要能掙到工分養家，別的我不稀罕。”話雖這么說，可母親心里一直有個疙瘩。然而糾結歸糾結，母親一上工，還是照樣拼命干，樂于助人。
母親的勤奮善良終于感動了“上蒼”。1976年3月，大隊又一次評選“三八紅旗手”，婦女們個個直言：“這回輪也輪到秀玲（我母親的小名）了，再不評她，說不過去。”婦女主任聽了大伙的意見，感到這次也應該在普通群眾中挑選一個，于是就把母親的名字報了上去。兩天后，婦女主任一本正經地通知我母親：被選上了，后天去公社，戴大紅花。母親蒼老的臉上那幾天一直掛著笑容。父親說，去開會一定要穿件新衣裳。母親的衣服都是補丁打著補丁，沒有一件像樣的服裝。可哪有錢買新衣啊。父親說，把我那輛自行車賣了吧。母親連連擺手：“不行不行，你學校離家那么遠，沒輛車每天上下班多不方便啊。”父親說：“我以后起點早貪點黑就行了，這是你好不容易獲得的榮譽，得穿件像樣的衣服去領獎才行。”
第二天一早，父親將自行車擦洗干凈后推到鄰居宗鐵匠家。宗鐵匠對我家這輛大半新的自行車心儀已久，幾次和我父親談起想買這車，父親一直沒舍得賣。現在見我父親主動要將自行車賣給他，宗鐵匠高興得不得了，二話沒說，掏出現金就給父親。父親拿了錢回家便拽了母親去供銷社。他倆挑選了一件藍格子春秋衫，還剩十幾塊錢，父親讓母親再買一條褲子，可她堅決不同意：“還要過日子呢，這些錢留著家用吧。”見母親執意不肯，父親沒辦法，只得回家。晚上，我們吵著要母親穿上新衣給我們看，母親就試穿了。父親樂呵呵地說：“你們看你媽穿上好衣服，多年輕多漂亮啊！”母親嗔了一句：“就你嘴貧。”紅艷艷的臉龐卻猶如花兒盛開了一般。
“三八”節那天，母親穿著新衣高高興興地出了門。然而晚上回來時，身上的新衣服卻不見了。父親一再追問，母親只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原來，開會時她和一位姑娘坐在一起，談得熟悉了，得知姑娘的父親患了重病，無錢治療，只好躺在家里。母親心善，她把袋中昨天買衣服剩下的錢全部塞給了這個姑娘，看姑娘衣著襤褸，又把自己的新衣脫下來送給她穿。聽了母親的敘說，父親責怪她：“你把錢給她就算了，新衣服怎么也給她呢？”母親認真地說：“人家大閨女穿那么破舊，怎好意思上臺領獎？我一個老婆子穿得差點沒人笑話。”
后來我們長大了，每到“三八婦女節”這天，父親總喜歡給我們講這段往事。而母親在一旁聽著聽著，笑意又流瀉在她那布滿皺紋的臉上。從母親的微笑里我們讀到了，那個“三八”節是母親最幸福的一天。而我們善良淳樸、樂于助人的母親，即使沒有穿著新衣服上臺領獎，但她也是我們心中最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