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田
不久前去河南省法官學院講課，課后和一些法官一起吃晚飯，席間自然免不了談論一些法律上的事。一個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年輕人忽然說想請教我一個問題，接著他講到他們研究室正在討論的一個請示案件：
原告是一個剛生了小孩的婦女，產前曾去某醫院做B超檢查，被醫生告知胎兒一切正常，但分娩后發現嬰兒有殘疾（大概是一條腿先天畸形），于是她起訴該醫院，主張精神損失賠償，理由是：如果醫院認真檢查，則她在發現胎兒畸形后，可以做人工*產?，F因醫院的過失，導致殘疾兒的出生，造成其精神痛苦，故訴請追究醫院的賠償責任。
醫院的主要抗辯理由是：醫生做B超檢查確有疏忽，但并未造成任何損害后果（胎兒畸形并非由檢查疏忽所致），故不屬醫療事故，醫院不應承擔任何賠償責任。本案引起的爭議問題是：是否屬于醫療事故？原告究竟是由殘疾嬰兒還是其母親充當？該不該賠償？賠多少？等等。見我沒有馬上回答，其他人紛紛發表意見，還爭論起來。
我注意地聽他們說話，一直沒吭聲。但我早已知道我將會說什么。此前，同類案件我曾聽說過，當時，我忽然想起曾經在一本雜志上讀到的讓我感動不已的故事，于是我就對當時在場的人講了那個故事。而今天，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再講一遍這個故事。
當大家說完了，我就說到：“對不起，我想給你們講一個小故事。”
人們好奇地看著我，靜下來。我盡量用平靜的語調開始了我的講述：
很久以前，美國某個小鎮上最有名的醫生為一個難產的孕婦接生。情況很嚴重。醫生小心地檢查孕婦肚子里的胎兒，忽然心里一緊：那是個女孩，但是沒有雙腿！他不由自主地想：這個殘疾兒的出生無疑將是一場災難，痛苦和悲傷必定伴隨女孩和他父母的一生！能不能避免這場災難呢？比如，找個借口把在一旁幫忙的護士支開，悄悄地用手術鉗夾著的棉花堵住胎兒的嘴和鼻子，只需要一小會兒，胎兒就會窒息死亡。畢竟是難產，誰能保證胎兒不會死掉？可是，能這樣做嗎？！激烈的思想斗爭使醫生感到呼吸困難，面色慘白。但僅僅過去了幾秒鐘，醫生便做出了決定，沒有雙腿的女孩平安出生了。
醫生再也沒有見到過那個無腿的女孩和她的母親。但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間，醫生一直耿耿于懷，他不知道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一天，小鎮學校舉行小學生畢業典禮，醫生被邀請參加。學生們表演了一些節目。演出快結束前，在美妙輕盈的豎琴聲中，大幕徐徐拉開，柔和的燈光照在舞臺中間的一個漂亮可愛的小女孩身上，她穿著雪白的裙子，輕輕地演奏豎琴，眼睛里閃爍著幸福的光芒。一群裝扮成小天使的孩子捧著點燃的蠟燭，隨著豎琴緩緩地走出來……醫生發現自己的眼睛濕潤了。
畢業典禮結束了，醫生站在草坪上和校長閑聊。一個婦女牽著一個小女孩走到醫生面前，醫生一下就認出來，那正是舞臺上演奏豎琴的可愛的小女孩！那婦女指著醫生對小女孩說道：“孩子，這就是我經常向你說起的那位了不起的醫生！”這時，醫生已經驚愕地認出面前的婦女就是十多年前的那個難產的孕婦！他的目光下意識地迅速移向小女孩的腿。見此情景，女孩的母親微笑了，淡淡地說：“她裝了假肢。”然后她提高嗓音激動地對醫生說道：“我們一家人都對你感激不盡！如果不是因為您，我們就會失去女兒！要知道，我女兒的降臨，為我們一家帶來了多少快樂和幸福！我想，我的女兒一定是仁慈的上帝特意賜給我們家的最珍貴的禮物！”
我的故事講完了。大家都沉默不語。頓了頓，我接著說道？“我覺得，當我們討論本案中醫院應不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時，我們也許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人，這就是那個殘疾兒！如果我們站在那個殘疾兒的角度，或者說，我們就是那個殘疾兒，我們會怎樣想？事實上，我們所討論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的，這就是那個殘疾嬰兒根本不應該出生，他的出生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是一個由醫生的疏忽而導致的災難！可是，我們憑什么做出這樣的判斷？假如把這場紛爭交給一個陪審團裁判，而假如陪審團的成員全部由殘疾人組成，面對那個母親對醫院的指控，他們會不會做出醫院有罪的裁決？如果你是一個用假肢走路的法官，你會不會判決醫院應該向原告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無論如何，我們都得想想，當那個殘疾兒長大以后，他會如何面對和評判今天這場法律的審判和法律的討論！”
我有些激動，完全不像個法學教授。
作者簡介：尹田，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民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理事、教育部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及重慶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